新冠疫情对日常生活的干扰如何导致大流行疲劳？——感知压力与社会支持的中介调节机制解析

本研究针对COVID-19期间生活干扰引发的大流行疲劳(PF)问题，通过2024名中国长三角地区居民的横断面调查，揭示感知压力(PS)中介作用占效应量33.5%，而感知社会支持(PSS)能缓冲压力对PF的影响。发表于《BMC Public Health》的成果为公共卫生危机心理干预提供了精准靶点。

　　

当全球还在与COVID-19病毒搏斗时，一种看不见的"心理病毒"——大流行疲劳(Pandemic Fatigue, PF)正在悄然蔓延。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其定义为长期应对疫情产生的疲惫与行为动力衰减，中国近半数人群受其困扰。这种状态不仅引发焦虑抑郁，更会降低口罩佩戴等防护行为依从性，形成恶性循环。尽管疫情已进入新阶段，但气候变化和全球化背景下，新发传染病威胁持续存在。令人困惑的是，为何同样的防疫措施下，有人能保持韧性，有人却深陷疲劳？来自中国长三角地区的研究团队在《BMC Public Health》发表的研究，首次揭示了生活干扰通过压力感知"侵蚀"心理防线的过程，并发现社会支持的"防护盾"作用。

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通过问卷星平台于2022年4-5月收集上海、江苏、浙江三地2024名居民数据。运用冠状病毒影响量表(CIS)评估生活干扰程度，大流行疲劳量表(PFS)测量行为与信息疲劳，感知压力量表(PSS)和社会支持量表(MSPSS)分别检测中间变量与调节因子。通过PROCESS宏程序进行有调节的中介分析，采用5000次Bootstrap抽样验证效应稳定性。

COVID-19对日常生活的干扰特征

数据显示92.9%受访者户外活动受中度以上干扰，91.3%日常作息紊乱，87.9%教育培训计划中断。经济领域同样严重，50.1%家庭年收入低于12万元人民币。这些客观压力源构成研究起点。

压力感知的中介桥梁作用

验证了应激-应变-结果(SSO)模型的适用性：生活干扰(β=0.353)通过提升感知压力水平，进而导致PF(β=0.303)，中介效应占总效应33.5%。这印证了Lazarus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当个体将疫情干扰评估为不可控威胁时，会启动负性应对机制。

社会支持的阶段性防护效应

发现社会支持呈现"下游保护"特点：虽不能阻止压力产生(β=-0.017,p=0.266)，但能削弱生活干扰对PF的直接作用(β=-0.113)及压力到PF的转化(β=-0.102)。Johnson-Neyman分析显示，当社会支持标准分>2.02(原始分74.29)时，生活干扰反而与PF呈负相关，体现"压力接种"效应。

研究特别指出，2022年上海封控期间，普遍存在的物资短缺等刚性压力可能超越了社会支持的心理缓冲阈值，这解释了为何支持系统未能缓解初期压力感知。但在后续阶段，来自家庭和朋友的支撑仍能帮助个体重构认知，减轻疲劳程度。

该研究为后疫情时代的公共卫生政策提供重要启示：首先，应优先缓解户外活动限制等高频干扰；其次，需通过社区互助项目增强主观支持感知；最后，培养将压力重构为集体挑战的认知能力。这些发现尤其适用于强调集体主义的东方社会，其中社会关系网在危机应对中扮演核心角色。未来研究可纵向追踪这些机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演变规律，为全球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构建心理韧性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