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外配子发生（IVG）的伦理与技术重构：生殖未来合法化中的本体论编舞

这篇综述深入探讨了体外配子发生（IVG）技术如何通过“本体论编舞”（ontological choreography）策略，将自身融入现有体外受精（IVF）框架，同时以解放性叙事（如生殖自主权、基因亲缘关系）推动技术合法化。文章通过分析Conception和Ivy Natal等初创公司的公开论述，揭示了IVG在“科学必然性”与伦理争议间的张力，并批判性审视了202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研讨会中商业主体对伦理讨论的选择性参与，呼吁加强公众对IVG技术轨迹的审议。

　　

引言：IVG的技术革命与伦理挑战

1978年首个试管婴儿Louise Brown的诞生标志着生殖技术的分水岭，而如今干细胞技术催生的体外配子发生（IVG）正推动新一轮革命。IVG能够从多能干细胞（PSCs）生成配子，其潜力不仅限于解决不孕症，还可能重塑人类进化的轨迹。然而，这一技术也引发了关于胚胎实验、基因修饰和亲缘关系的激烈争议。文章聚焦硅谷初创公司Conception和Ivy Natal的公开论述，揭示其如何通过“自然化IVF”和“解放性叙事”双重策略，为IVG构建社会合法性。

IVF的规范化与IVG的本体论编舞

IVF从争议技术到常规医疗的转型，为IVG提供了关键参照。通过Charis Thompson提出的“本体论编舞”理论，作者指出IVG支持者刻意将技术定位为IVF的延伸，例如强调其能规避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HSS）风险，或将取卵手术简化为“皮肤活检”。这种策略通过模糊技术突破性与既有实践的界限，降低公众抵触。同时，IVG被包装为“生殖自主权”的载体，尤其针对同性伴侣、高龄女性等群体，但其商业化本质（如Conception预估的20万美元单次费用）暴露了“解放”话语下的资本逻辑。

初创公司的未来叙事与选择性伦理

硅谷初创公司通过两种矛盾的时间框架合理化IVG：一方面宣称技术“近在咫尺”（如Ivy Natal的CRISPR改良方案），另一方面又以“科学不成熟”推迟伦理讨论。Conception CEO Matt Krisiloff在播客中直言IVG将“成为生育默认方式”，而公司官网却将疾病筛查与阿尔茨海默症风险消除等远期愿景并列，暗示技术与基因优化（PGD）的必然结合。这种“未来必然性”叙事与Langdon Winner批判的“技术梦游症”高度吻合——社会被预设为必须适应技术驱动的生殖秩序。

国家科学院研讨会的争议焦点

202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研讨会揭示了IVG的多重张力：

1. 1.

   临床风险：哈佛学者Hank Greely主张“除非有充分理由，否则不应禁止生育需求”，但生物伦理学家Lauren Arora Hutchinson警示高龄妊娠的母婴健康风险。

2. 2.

   社会公正：法律学者Michelle Goodwin提出“解放还是枷锁”的诘问，指出IVG可能加剧贫富生殖鸿沟，尤其在^Dobbs案推翻堕胎权的美国背景下。

3. 3.

   基因本质主义：残疾研究学者警告IVG联用胚胎筛选（PGT）可能强化“完美婴儿”优生学，而Alana Cattapan则揭露初创公司“投资者驱动”的研发模式可能绕过监管。

结论：技术必然性神话的祛魅

IVG的推进凸显了科学、资本与伦理的角力。当Conception将IVG类比为“美容工作室”服务时，生殖技术彻底异化为消费主义产物。文章呼吁建立全球性审议机制（如基因组编辑全球观察站），以抗衡“法律滞后”叙事下的技术决定论。正如英国HFEA近期对IVG立法的讨论所示，生殖未来的塑造权不应仅属于硅谷实验室和风投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