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网络欺凌受害、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双向关联

《Journal of Adolescence》：Bidirectio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olescents

非自杀性自伤（NSSI）、网络欺凌受害与抑郁症状的纵向双向关系及性别差异研究。采用RI-CLPM模型对西班牙909名青少年三波追踪数据（间隔3个月）分析，发现网络欺凌受害正向预测抑郁症状，反之亦然，但NSSI未显著预测后续变量。性别差异显示，男孩的抑郁症状更易引发后续网络欺凌受害。研究强调情绪调节与社会排斥机制在青少年心理病理中的重要性，为预防干预提供依据。

　　本研究旨在探讨青少年时期网络欺凌受害、抑郁症状和非自杀性自伤（NSSI）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性别上的差异。随着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增加，网络欺凌和自伤行为的频率也显著上升，这使得相关领域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单向关系，而忽略了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互动机制。通过采用纵向研究设计，本研究试图揭示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具有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并进一步探讨性别在这些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在方法论上，研究对象为来自西班牙比斯开地区五所学校的909名青少年（平均年龄14.64岁，标准差1.62岁，其中51.8%为男孩，48.2%为女孩）。研究通过三个时间点的测量（间隔3个月），采集了关于NSSI、网络欺凌受害和抑郁症状的自我报告数据。研究还特别关注了这些变量在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的表现，以区分稳定特质（between-person）和短期波动（within-person）的影响。在分析过程中，研究人员使用了随机截距交叉滞后面板模型（RI-CLPM），这是一种能够有效分离个体间和个体内的影响因素的统计方法。该模型允许研究人员探讨在某一时间点的变量变化如何影响后续时间点的其他变量变化，从而揭示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网络欺凌受害和抑郁症状之间存在双向的预测关系。在个体层面，网络欺凌受害的增加显著预测了抑郁症状的上升，而抑郁症状的增加也显著预测了网络欺凌受害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发现与之前的研究结论一致，即抑郁症状可能不仅由网络欺凌引起，也可能反过来导致更多的网络欺凌经历。然而，对于NSSI与抑郁症状和网络欺凌受害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其存在。也就是说，NSSI的增加并未显著预测后续的抑郁症状或网络欺凌受害的上升。这表明，虽然网络欺凌和抑郁症状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但NSSI似乎在这一循环中扮演的角色较为有限。

此外，研究还发现性别在这些关系中存在一定的影响。在群体层面，女孩的NSSI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更为显著，而男孩的抑郁症状对网络欺凌受害的预测作用更强。这可能与社会文化因素、性别角色期待和个体心理机制有关。例如，女孩可能更倾向于使用NSSI作为一种情绪调节手段，而男孩则可能因抑郁而被他人视为“软弱”或“不够男子气”，从而更容易成为网络欺凌的目标。这种性别差异可能反映了社会对不同性别行为的接受度和评价标准，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反应和行为选择。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网络欺凌受害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双向关系在青少年群体中尤为明显。这表明，网络欺凌不仅会导致抑郁症状的增加，而抑郁症状也可能增加网络欺凌受害的风险。这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可能与“压力生成模型”（stress generation model）有关，即个体的情绪状态可能会影响他们被他人攻击的可能性。例如，一个表现出抑郁症状的青少年可能在社交中显得不受欢迎，从而更容易成为网络欺凌的目标。反过来，网络欺凌经历可能会进一步加重抑郁情绪，形成一个负面循环。这种动态关系提示我们，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和网络欺凌行为可能是相互作用的，而非单向的因果关系。

然而，对于NSSI与抑郁症状或网络欺凌受害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并未发现显著的预测效应。这可能意味着，NSSI并不像网络欺凌那样具有直接的诱发作用，而更多地作为抑郁症状的一种表现形式。换句话说，NSSI可能更多地反映个体的抑郁状态，而不是反过来影响抑郁或网络欺凌。这种结果可能与之前的研究有所不同，因为有些研究在两个时间点上发现了NSSI对网络欺凌受害的预测作用，而本研究的时间间隔较短，可能未能捕捉到足够长的波动周期。此外，文化背景的不同也可能影响这一结果。例如，亚洲文化中更强调情绪压抑和回避，这可能使得NSSI的表达方式和频率与西方文化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其对网络欺凌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还探讨了性别在这些变量之间相互作用中的调节作用。在群体层面，女孩的NSSI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这可能与女孩在情绪调节方面的倾向性有关。而男孩的抑郁症状对网络欺凌受害的预测作用更强，这可能与社会对男性情绪表达的限制有关。例如，男孩如果表现出抑郁情绪，可能更容易被他人误解为“软弱”，从而增加被网络欺凌的风险。这种性别差异可能反映了社会对不同性别行为的期望和评价标准，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反应。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所有测量均基于自我报告，这可能受到社会期望和自我认知偏差的影响。此外，研究中使用的测量工具多为简化的版本，可能影响其测量的有效性。研究的时间间隔较短（3个月），虽然有助于捕捉短期变化，但可能无法充分反映长期趋势。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使用更长的间隔，以更好地理解这些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此外，研究样本来自社区，而非临床群体，因此其结果可能无法完全推广到临床环境中。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索这些变量在临床样本中的相互作用，以更全面地理解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尽管存在上述局限性，本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研究样本具有较高的多样性，能够代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青少年。其次，使用RI-CLPM方法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区分个体间和个体内的变化，从而更准确地评估变量之间的关系。最后，研究将模型分别应用于男孩和女孩，有助于揭示性别在这些关系中的不同作用，为制定性别敏感的干预策略提供了依据。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青少年时期网络欺凌受害、抑郁症状和非自杀性自伤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网络欺凌和抑郁症状之间存在双向的相互作用，但非自杀性自伤似乎在这一循环中扮演的角色较为有限。研究结果强调了抑郁症状和网络欺凌受害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强化的机制，尤其是在男孩群体中。因此，未来的干预措施应关注如何打破这一负面循环，例如通过提升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能力、增强其应对网络欺凌的策略，并在性别敏感的框架下制定更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方案。此外，进一步的研究应探讨这些变量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现，以及在临床样本中的相互作用，以更全面地理解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动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