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健康知识与行为对学龄前儿童肥胖风险的调控作用：基于中国单孩家庭的社会经济因素与KAP框架研究

本研究针对中国学龄前儿童肥胖问题，通过KAP（知识-态度-实践）框架结合社会经济地位（P-SES）分析，揭示父母健康认知对儿童BMI z-score和体脂率（BFP）的调控机制。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432个单孩家庭数据，发现P-SES通过KAP中介作用显著影响儿童肥胖指标，且男孩家庭效应更显著。成果为制定针对性干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

　　

在全球儿童肥胖率持续攀升的背景下，中国学龄前儿童的肥胖问题尤为突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高热量饮食和久坐行为正侵蚀着儿童健康。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历史和文化观念（如"胖即健康"的传统认知）为这一问题增添了复杂性。在这种背景下，Huang Hui与Hashem Salarzadeh Jenatabadi的研究团队敏锐捕捉到一个关键矛盾：尽管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P-SES）通常与更好的健康资源相关联，但中国儿童肥胖率却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上升。这提示我们，在P-SES与儿童健康结局之间，可能存在着尚未被充分认识的中间机制。

为破解这一科学问题，研究者将目光投向父母的知识-态度-实践（KAP）框架。这个源自家庭计划研究的社会学模型，能够系统解析认知行为因素如何影响健康结局。研究创新性地将KAP作为P-SES与儿童肥胖指标间的中介变量，并采用刺激-机体-反应（SOR）理论构建研究框架：以P-SES为外部刺激（S），父母KAP为内在机体状态（O），儿童BMI z-score和体脂率（BFP）为最终反应（R）。这种理论整合不仅填补了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学龄前儿童肥胖研究的空白，还为理解家庭环境对早期健康塑造的作用提供了新视角。

研究团队选择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市的7所幼儿园开展调查，通过多阶段抽样最终纳入432个单孩家庭（256个女孩和176个男孩）。研究采用经过验证的KAP问卷（7级Likert量表）采集父母数据，同时通过健康卡获取儿童精准的身体测量数据。在分析方法上，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路径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通过5000次Bootstrap抽样确保统计效力。技术路线的亮点在于同时采用BMI z-score（基于WHO标准）和BFP双重指标评估肥胖，克服了单一BMI指标的局限性。

研究结果部分呈现了丰富的发现：

1. 1.

   描述性统计显示父母群体特征：31-35岁母亲（27.8%）和36-40岁父亲（25.9%）占比最高，多数父母具有高中学历（母亲41.2%，父亲46.7%），月收入集中在5000-8000元人民币区间（35.6%母亲，29.6%父亲）。

2. 2.

   模型拟合指标经过修正后达到理想水平：比较拟合指数（CFI）=0.915，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46，证实理论模型与数据高度契合。

3. 3.

   直接效应分析揭示：P-SES对父母KAP各维度均呈显著正向影响（β=0.515-0.562），而父母KAP对儿童BMI z-score和BFP均显示负向影响，其中知识维度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最高（-0.546至-0.590）。

4. 4.

   性别差异分析发现：所有效应在男孩家庭中更为显著，如父母实践对男孩BMI z-score的影响（-0.661）明显高于女孩（-0.413）。

5. 5.

   中介效应检验证实：KAP在P-SES与儿童肥胖指标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量占总效应的35%-42%，其中知识维度中介路径最为突出。

在讨论部分，研究者从三个层面阐释了研究意义。理论层面，研究验证了SOR理论在儿童健康领域的适用性，揭示了P-SES通过KAP影响儿童肥胖的"黑箱"机制，为发展起源健康与疾病（DOHaD）假说提供了新证据。实践层面，研究建议针对不同SES家庭设计差异化干预：对低收入家庭应侧重营养知识普及和实惠健康膳食指导，对高SES家庭则需纠正"过度喂养"的文化观念。政策层面，结果支持通过社区健康工作站和学校午餐计划等多渠道干预，特别强调需要为男孩家庭提供更强化的健康指导。

该研究的创新性在于首次在中国语境下系统考察父母KAP的中介角色，并采用BFP弥补传统BMI指标的不足。但作者也坦承研究存在地理局限性和横断面设计的固有缺陷。未来研究可拓展至农村地区，并采用纵向设计追踪KAP变化的动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发现的性别差异现象为理解中国"重男轻女"文化对健康行为的影响提供了量化证据，这对制定文化敏感的健康干预策略具有重要启示。

这项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的研究，通过严谨的方法设计和深入的数据分析，为破解中国儿童肥胖难题提供了家庭层面的解决方案。其价值不仅在于证实父母KAP的关键中介作用，更在于指明了干预措施应兼顾社会经济差异和文化特殊性，这对全球范围内类似问题的解决都具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