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成为或保持异性恋：论异性恋悲观主义与女同性恋身份的政治选择

这篇综述深刻批判了主流酷儿(Queer)和女性主义话语中将女同性恋与直女进行本体论区分的预设，指出这种基于"天生如此"(born this way)的生物决定论 discourse 实际上强化了异性恋父权制(heteropatriarchy)的政治系统。作者通过分析异性恋悲观主义(heteropessimism)现象，揭示当代流行女性主义如何将异性恋自然化，同时呼吁重建将性取向视为情境化(contextual)而非固定不变的政治选择——特别是强调女性选择成为女同性恋(lesbian by choice)的激进传统。

　　

Abstract

这篇开创性论文挑战了将女同性恋与直女进行本体论区分的主流观点。通过剖析"天生如此"的生物决定论 discourse，作者揭示这种叙事如何将异性恋父权制自然化，并导致流行女性主义陷入异性恋悲观主义——即认为异性恋不可救药但女性又不得不接受的宿命论。文章强调，性欲望实际上是情境化的(contextual)而非静态、先天和不可改变的，许多女性能够也确实选择拒绝成为或保持异性恋。

理论框架与历史脉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消除污名化和获取HIV/AIDS研究资金，"同性恋基因"理论被广泛传播。与此同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盖尔·鲁宾(Gayle Rubin)等学者已奠定关于异性恋父权制政治本质和社会性别建构的理论基础。但生物决定论却在流行文化中扎根更深——邦妮·齐默尔曼(Bonnie Zimmerman)指出，这实则是宗教右翼势力崛起背景下，对女权运动成就的反扑。

黑人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格洛丽亚·安扎尔杜亚(Gloria Anzaldúa)的宣言"被灌输为直女后，我选择成为酷儿"，以及谢丽尔·克拉克(Cheryl Clarke)将"女同性恋"身份作为反抗制度化异性恋暴力的政治宣言，都证明性取向选择与种族、阶级的深刻交织。

异性恋悲观主义的流行症候

阿萨·塞雷辛(Asa Seresin)提出的"异性恋悲观主义"概念，在流行女性主义中表现为两种形式：

1）对异性欲望的羞耻感，如玛吉·尼尔森(Maggie Nelson)声称"异性恋总让我尴尬"；

2）对女同性恋的羡慕式表达，如"真希望我是女同"这类表面恭维。

2023年现象级电影《芭比》(Barbie)的全球成功印证了这点：芭比乐园虽构建了女性中心的乌托邦，却刻意回避女同性恋欲望，其流行恰恰依赖"女性无需讨好男性"的幻想与现实中异性恋困境的强烈反差。

生物决定论的政治代价

《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等里程碑案件虽借助"性取向不可变"论点获胜，却带来三个严重后果：

1）将西蒙·勒维(Simon LeVay)等寻找"同性恋大脑差异"的研究正当化；

2）催生简·沃德(Jane Ward)所说的"异性恋修复产业"；

3）掩盖丽莎·戴蒙德(Lisa Diamond)提出的女性"性流动性"(sexual fluidity)现象——即欲望会随社会文化环境、政治价值观和个人重新评估而改变。

成为女同性恋的历史实践

口述史研究显示，1970年代女性通过意识觉醒(consciousness raising)集体建构女同性恋身份："我们都不是天生女同，是在尝试男性失败后，借助女权文化才最终选择它"。阿琳·斯坦(Arlene Stein)强调"身份不是被发现的真理，而是被演绎的表演"，维拉·惠斯曼(Vera Whisman)的对比研究更揭示：相比男同性恋，女同性恋更倾向认为性取向是选择——这得益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提供的完整政治解释框架。

当代政治语境下的行动纲领

面对美国16%增长的LGBTQ+仇恨犯罪、七个州对 LGBTQ+教学内容的禁令，以及《康斯托克法》(Comstock Act)可能重启对女权信息的刑事化，作者提出必须：

1）揭露异性恋作为强制系统(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的运作机制；

2）恢复莫妮克·维蒂格(Monique Wittig)的经典论断——"女同性恋不是女人"，因为"女人"本质是与男性的政治经济关系；

3）继承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的"不快乐女性主义者"立场，将女同性恋生活作为"凿开异性恋性别系统"的实践。

文章最终指出：理解女同性恋生活是女性主义的可能性产物——这或许也是重新构想异性恋欲望 feminist 潜能的唯一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