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美尼亚COVID-19疫情期间口罩佩戴行为预测因素：基于健康信念模型与计划行为理论的全国性调查

本研究针对亚美尼亚COVID-19防控中口罩佩戴率波动的问题，结合健康信念模型(HBM)和计划行为理论(TPB)，通过全国性电话调查(n=3,439)分析社会人口学特征、认知因素与行为关联。研究发现52%受访者坚持佩戴口罩，年龄、感知威胁(OR=1.16)、感知收益(OR=1.60)、行动线索(OR=1.20)及社会规范(OR=1.61)显著正向预测行为，而感知障碍(OR=0.51)负向影响。模型解释23%行为变异，为后苏联国家健康行为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COVID-19大流行对人类行为模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口罩作为非药物干预的核心措施，其依从性差异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焦点。亚美尼亚作为后苏联国家，在经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与疫情叠加的复杂背景下，民众对防控措施的响应呈现独特模式。前期观察性研究显示，尽管政府强制要求佩戴口罩，但公共场所实际佩戴率仅52%，且存在"知信行"分离现象——80%受访者声称佩戴口罩，但实地观察发现近半数未正确执行。这种差异凸显了传统行政命令的局限性，亟需从行为科学角度探究深层驱动因素。

为解析行为决策机制，Tsovinar Harutyunyan团队在《BMC Public Health》发表研究，创新性地整合健康信念模型(HBM)与计划行为理论(TPB)框架，通过分层随机抽样对3,439名成年人进行电话调查。研究采用多阶段回归分析，依次纳入社会人口学变量、COVID-19知识水平、疫苗接种状态、HBM核心构念（感知易感性、严重性、收益、障碍、自我效能、行动线索）及TPB的社会规范维度，最终构建具有23%解释力的预测模型。

关键方法学

研究依托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项目，采用分层两阶段整群抽样，通过初级卫生保健机构覆盖97%人口。基于国家电子健康登记系统(ARMED)按年龄比例抽取样本，由训练有素的访员在血清学检测后48小时内完成标准化电话访谈。问卷整合了COVID-19知识测评（5题量表）、HBM构念（如感知威胁评分0-6分）和TPB社会规范单项测量，采用SPSS 21进行逻辑回归与ROC曲线分析（AUC=0.740）。

主要结果

社会人口学差异

数据显示女性(53.0% vs 男性48.6%)、高龄群体(51.85±14.59岁 vs 46.85±14.47岁)及低收入者(<100,000AMD组59.5%)更可能坚持佩戴口罩。多变量分析揭示年龄每增加1岁，佩戴口罩几率提升3%(OR=1.03)，而高收入(>400,100AMD)群体依从性降低42%。

认知驱动因素

HBM构念中，感知威胁评分(3.25±1.18 vs 2.99±1.24)与行为显著相关，每增加1分提升16%佩戴几率。感知收益展现出最强预测力——认为口罩"非常有效"的群体佩戴可能性是持否定态度者的2.6倍(OR=1.60)。呼吸不适(27.9%)和高温不适(11.7%)是主要障碍，每增加1项障碍报告，依从性下降49%。

社会规范效应

TPB维度显示，重要他人认可度使行为发生概率提升61%。值得注意的是，疫苗接种者虽仅占11.6%，但其口罩使用率显著更高(62.5% vs 50.4%)，否定了风险补偿假说。

讨论与意义

该研究首次在亚美尼亚验证了HBM-TPB整合模型对防护行为的解释力，但23%的方差解释率提示需纳入文化特异性因素。与西方研究不同，自我效能未显示显著性，可能反映简单行为（如戴口罩）对能力信心依赖较低。战争背景下"集体创伤"对风险感知的调制、以及传统性别角色对防护行为的影响，值得后续探索。

实践层面，研究发现社会规范干预可能比风险警示更有效——通过塑造"多数人认可"的社会共识，可比单纯强调健康威胁多获得45%的行为改变增量。这对疫苗犹豫普遍的后苏联地区具有特殊价值。方法论上，研究证实即使在强制政策环境下，心理构念仍能独立预测行为差异，为精准化健康传播提供靶点。

局限包括横截面设计无法确立因果关系，以及血清学研究参与者的潜在选择偏倚。未来需结合纵向追踪与混合方法，探究政策强度与个体因素的交互效应。该成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行为干预提供了兼具科学性与文化敏感性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