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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古代DNA的批判性视角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5年09月02日 来源:New Genetics and Society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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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本书评剖析了考古遗传学(ancient DNA/aDNA)的双刃剑效应:既推动跨学科研究又暗含社会建构风险。通过人类学、STS等多元视角,揭示基因组数据如何重塑历史叙事并与种族主义话语交织,挑战"分子沙文主义"的权威性。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ncient DNA》源自瑞典人文社科基金会资助的"Code, Narrative, History"项目,集结了遗传学家、人类学家和STS学者的智慧。书中尖锐指出:在考古遗传项目中,DNA数据常被奉为"绝对真理",而Mulcare与考古学家Pruvost提出的"冲突式翻译"模型颇具启发性——主张通过保留学科间差异(而非强行共识)来激发创造力,这与Michel Callon提出的知识生产"翻译"理论不谋而合。
人类学家M'charek揭示了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形象的重塑:从野蛮猿猴到"现代人近亲"的转变,直接源于DNA测序推翻物种隔离假说。STS学者Oikkonen则分析了两例"复活"的古代病原体——西伯利亚融冰释放的炭疽孢子与基因工程重建的西班牙流感病毒,展现基因组数据如何串联起过去与未来,催生希望与恐惧并存的叙事。
文化研究学者Sommer和Amstutz发现,无论是进化树还是现代重组软件,都将复杂历史简化为"离散的祖先种群类型"。而Fiskesj?记录的中国大规模DNA筛查更触目惊心:通过基因"证据"强行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谱系归入汉族,暴露了生物数据如何服务于民族同化政策。
人类学家Colwell与霍皮族领袖Koyiyumptewa的案例显示,原住民的"祖先"概念包含土地等非生物要素,与基因检测的生物学定义存在根本冲突。媒体学者Nyblom解构了瑞典维京女战士的考古遗传学-媒体复合体,证明科学发现本质上是多方利益协商的产物。
遗传人类学家Horsburgh在终章提出的"分子沙文主义"批判可谓全书点睛之笔:古代DNA从不是价值中立的真理,而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叙事载体。这种认识论突破在编者K?llén的新作《The Trouble with Ancient DNA》中得到了更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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