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自杀经历者在自杀研究中的参与体验：合作者与参与者的视角

这篇综述通过质性研究探讨了18-29岁有自杀经历（lived/living experience）的年轻人在自杀研究中的参与体验。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n=13）和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揭示了三大主题：个性化支持需求、研究者关系驱动体验、创伤经历的正向转化。该研究为安全开展青少年自杀研究（youth suicide research）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特别强调了个体化、动态化支持策略的必要性。

　　

年轻人在自杀研究中的多维体验

个性化支持需求的实现与落差

13名18-29岁有自杀经历（含自杀意念、尝试或丧亲）的年轻人通过视频访谈揭示，有效的支持需具备三个特征：动态调整、多维度介入和可操作性。一名曾参与协同设计（co-production）的受访者特别指出，研究者提前协商安全间隔期（如自杀尝试后的时间要求）的灵活性至关重要。然而，多数人反映现有支持流于形式——67%的参与者仅获得危机热线列表，这种"一刀切"（one-size-fits-all）模式被批评为"过度保护性"（overly paternalistic），反而可能强化病耻感（self-stigma）。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年轻人因担心被终止参与资格而隐瞒即时心理需求，凸显了第三方临床支持通道的必要性。

研究者关系的双刃剑效应

研究团队与被试的互动质量直接决定参与体验的优劣。建立平等伙伴关系（equal partnership）的关键要素包括：持续的单点联络人制度、透明的信息使用说明，以及明确认可年轻人"独特的知识贡献"。这种关系能显著提升参与者的价值感，正如某咨询委员会成员所述："他们不仅是在勾选任务清单（box ticking）"。但部分案例暴露了权力失衡的负面影响——有受访者描述在Zoom访谈中突然被断开连接，这种"提取式"（extractive）研究方式加剧了创伤暴露后的脆弱感。

创伤经历的转化价值

所有受访者都肯定了参与研究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个人成长方面，协同设计者通过反思重构了自我认知（"不再感到羞耻"）；技能获取方面，包括公开演讲、网络构建等可迁移能力；社会连接方面，焦点小组（focus group）催生了持久支持网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化存在"剂量效应"——深度参与者（如咨询委员会成员）更易实现认知重构，而单次受访者的获益多限于短暂的情绪宣泄。

方法论启示与局限

研究采用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框架，通过六阶段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确保结论的深度。但样本存在明显局限：未涵盖15-17岁青少年群体，且全部来自高收入国家（HICs）。这提示未来研究需关注低收入地区（LMICs）的特殊需求，以及不同参与形式（如单独访谈vs群体工作坊）的差异化影响。

实践指导意义

研究发现对自杀研究伦理具有直接指导价值：建议采用创伤知情（trauma-informed）方法，将安全协议（safety protocols）设计为动态协商过程；机构层面需建立研究者督导体系，特别是处理病耻感（self-stigma）相关的道德困境。这些发现已被整合入德尔菲研究（Delphi study）衍生的操作指南，为平衡科研严谨性与参与者福祉提供了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