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中的无家可归者抵抗困境：挪威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再审视

这篇综述通过参与式行动研究（PAR）探讨了挪威无家可归者在自我组织住房项目中的抵抗实践与障碍，揭示了非政府组织（NGO）在“共识”框架下对抵抗的收编（co-optation）现象。结合斯皮瓦克（Spivak）的“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和朗西埃（Rancière）的“歧见”（dissensus）理论，文章批判了NGO通过“特写技术”（close-ups）和治理技术对无家可归者主体性的消解，为公民社会中权力与抵抗的微观动态提供了新见解。

　　

公民社会与无家可归者的结构性困境

无家可归者领域处于福利国家与私人市场的交叉地带，宗教非营利组织在此扮演关键角色。挪威的宗教志愿组织长期主导社会住房和药物滥用治疗工作，但其角色在市场化改革中逐渐转向混合型组织（hybrid organizations），平衡慈善话语与商业逻辑。研究指出，NGO通过“特写技术”将无家可归者塑造为被动受助者形象，以换取公众捐款，却强化了其“他者化”身份。

后殖民与后结构理论视角下的抵抗

斯皮瓦克提出“次属群体”（subaltern）无法在霸权话语中自主发声，其言论总被“心理传记”预设解读。朗西埃则认为抵抗需基于“平等预设”，通过“歧见”打破“治安秩序”（police order）。在奥斯陆的住房项目中，参与者试图以“有机知识分子”身份挑战NGO的叙事，但NGO通过将冲突重构为“伦理问题”，将政治诉求技术化处理。

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的应用

研究采用四年纵向PAR，联合无家可归者与NGO建立居民自治住房设施，包含快递、清洁等社会企业。数据涵盖访谈、田野笔记和对话研讨会。当参与者拒绝参与NGO筹款宣传时，冲突爆发：NGO以“经济不可持续”为由关闭项目，并通过媒体将参与者重新标签为“服务使用者”，消解其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性。

服务使用者参与与表征的政治

NGO营销部门要求参与者出演宣传视频，以“真实故事”换取公众同情，但多数人因隐私与污名风险拒绝。沟通部门虽主张“赋权”，却混淆了美学表征（Darstellung）与政治代表（Vertretung）。最终NGO启用演员扮演无家可归者，实际参与者成为“剩余主体”（surplus subjects），印证了斯皮瓦克对“代言陷阱”的批判。

自治与治理的张力

项目评估报告显示住房管理成功，但企业盈利不足。NGO单方面决定关闭项目，参与者通过媒体揭露矛盾，却被NGO归因为“研究者操控”。朗西埃的“治安逻辑”在此显现：NGO将参与者抗议重构为“沟通问题”，维持其“激进形象”却消解了日常抵抗。

结论：抵抗的可能性与局限

尽管项目短暂实现了“公民身份”主张，但NGO的“双重角色”（服务提供者与市场主体）最终收编了抵抗。研究揭示了福利国家将参与责任外包给NGO的悖论——后者既被期待为弱势群体发声，又需服从市场逻辑。这一案例为理解公民社会中边缘群体的结构性障碍提供了关键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