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欺凌与人格特质改变：一项基于瑞士4年追踪研究的实证分析

这篇综述通过4年追踪数据揭示了职场欺凌（Workplace bullying）对受害者大五人格特质（Big Five）的长期影响。研究采用潜在变化分数模型（Latent change score analyses）发现，欺凌经历与神经质（Neuroticism）升高、外向性（Extraversion）降低显著相关，其中欺凌状态变化还导致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下降，为TESSERA框架（Wrzus & Roberts, 2017）提供了实证支持。

　　

职场欺凌与人格改变的机制探索

职场欺凌被定义为个体长期遭受频繁负面行为的过程（Einarsen et al., 2020），其对受害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已有充分证据，但关于人格特质的长期改变仍缺乏系统研究。本文基于瑞士国家竞争力研究中心（NCCR Lives）的4年追踪数据（N=2,469），首次通过潜在变化分数模型验证了欺凌经历与大五人格特质变化的关联。

理论框架与假设

研究以TESSERA框架（Wrzus & Roberts, 2017）和慢性应激理论（Smallfield & Kluemper, 2022）为基础，提出欺凌通过反复触发负面状态（如社交回避）和生理应激反应（如HPA轴激活），最终导致人格“设定点”改变。具体假设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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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质升高：欺凌引发的持续威胁评估会增强焦虑特质（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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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向性降低：负面社交体验减少积极情绪表达（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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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责性下降：工作任务剥夺削弱目标导向行为（H2）。

关键发现

1. 1.

   神经质与外向性变化最显著：欺凌状态变化使神经质得分增加16%（β=0.16, p<0.001），外向性降低6%（β=-0.06, p<0.05），印证了负面事件对情绪相关特质的优先影响。

2. 2.

   尽责性的“撤退效应”：仅欺凌状态变化（非累积欺凌）导致尽责性下降（β=-0.06, p<0.05），暗示初期行为退缩可能是适应性策略。

3. 3.

   开放性/宜人性未受影响：与早期研究（Nielsen & Knardahl, 2015）不同，这两项特质未显示显著变化，可能因受害者通过外部社交支持缓冲了负面影响。

实践启示

研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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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干预：建立冲突管理氛围（Conflict management climate）以减少对抗性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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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干预：针对长期受害者提供神经质调控训练（Haehner et al., 2024）。

研究局限

单条目欺凌测量可能低估行为强度差异，且人格数据仅采集两个时间点，未来需结合多维度欺凌评估（如SNAQ量表）和更长追踪期验证结论。

总结

该研究为职场欺凌的长期人格损害提供了迄今最严格的证据，揭示了神经质和外向性作为核心变化靶点，为组织心理学和职业健康干预提供了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