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态度与气候政策反对的结构性与意识形态因素解析

这篇综述通过澳大利亚、德国、挪威和美国的原创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揭示了激进右翼民粹主义（PRR）与气候政策反对之间的关联机制。研究发现，意识形态因素（如排外主义Nativism和民粹主义Populism）比结构性经济因素（如全球化冲击）更能解释两者的关联，其中排外主义通过否定跨国责任和主权担忧成为核心中介变量（间接效应占比达80%）。研究为理解PRR气候立场提供了理论突破，对西方民主国家气候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

　　

摘要

研究基于四国（澳大利亚、德国、挪威、美国）的原创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了激进右翼民粹主义（PRR）与气候政策反对的两种竞争性解释。结构性解释认为两者关联源于经济结构变化的共同影响（如全球化导致的"被遗弃群体"），而意识形态解释强调PRR的核心意识形态（排外主义Nativism和民粹主义Populism）与气候政策根本对立。结果显示，排外主义对气候反对的直接效应（β=0.54）远超民粹主义（β=0.10），且四国样本中意识形态中介效应是结构性中介的3-10倍。

2. 相关文献

2.1 激进右翼民粹主义

PRR被定义为"薄中心意识形态"（thin-centered ideology），结合了民粹主义（反精英/人民中心主义）和排外主义（反移民/民族主义）。Mudde指出，当代PRR中排外主义是首要特征，而民粹主义次之。研究趋势显示，PRR分析已从政党层面扩展到选民态度层面。

2.2 竞争性解释机制

结构性解释认为制造业衰退、自动化威胁等经济脆弱性同时催生PRR支持和气候反对。例如，挪威石油工人反对针对性气候政策（Tvinnereim 2016）。意识形态解释则强调PRR的排外主义本质抵触气候政策所需的跨国合作，如德国AfD党将气候行动视为主权侵蚀（Ruser 2019）。Lockwood（2018）提出两者可能互补，但缺乏实证检验。

2.3 关键变量作用

性别（男性）、教育（低学历）、居住地（农村）与PRR支持和气候反对均正相关。值得注意的是，主观经济指标（如社会地位焦虑）比客观收入更能预测PRR倾向（Gidron 2020）。化石燃料行业从业者的气候反对具有行业特异性（Bechtel 2019）。

3. 研究设计

3.3 变量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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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反对量表（α=0.88）：含9项政策立场（如反对碳定价、支持化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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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外主义量表（α=0.87）：扩展自Young（2019）的移民排斥量表，新增伊斯兰恐惧症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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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性担忧量表：测量气候政策对"被遗弃群体"的经济影响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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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形态论据量表：含6项PRR典型反气候论点（如"环保精英漠视普通人"）

4. 结果与讨论

4.1 中介分析1

农村居民、男性、贸易受损者通过排外主义（间接效应0.18-0.32）而非民粹主义（0.02-0.03）中介产生气候反对。高等教育者则通过降低排外主义倾向间接支持气候政策。结构性变量中仅25%效应未被PRR态度中介。

4.2 中介分析2

排外主义对气候反对的影响中，意识形态论据（如否认跨国责任）的中介效应是结构性担忧的4.13倍。民粹主义在控制中介后甚至显现微弱促环保效应，暗示未被测量的"绿色民粹主义"路径。

4.3 意识形态机制分解

"我国无需为他国气候影响负责"是最强中介项（β=0.41），其次是"减排损害主权"（β=0.19），反精英论点最弱。这印证了PRR将气候行动视为"全球主义阴谋"的叙事逻辑。

5. 结论与启示

研究发现PRR气候反对主要源自排外主义驱动的意识形态抗拒，而非经济受损的直接反应。政策层面，针对"被遗弃群体"的经济补偿可能收效有限，而削弱排外主义认同才是根本。研究局限在于横截面数据难以确立因果关系，未来需通过面板数据追踪态度演变。挪威的例外案例（石油从业者直接反对）提示需区分"弱势群体"与"既得利益群体"的结构性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