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步行与骑行的博弈：汽车主导与效率逻辑中的主动出行实践

这篇综述通过社会实践理论（SPT）框架，探讨了COVID-19疫情期间步行与骑行实践在德国城市社区中的动态博弈。研究揭示了汽车主导性（automobility）和效率逻辑（productivity）如何塑造两者的不平等关系，提出四类协商场景：自我表征、日常协调、街道互动和政策表征，为多模式交通（multimodality）政策提供了批判性视角。

　　

1. 引言

COVID-19疫情期间，步行与骑行作为主动出行（active travel）的核心实践，其重要性在全球范围内显著提升。然而，现有研究往往将两者割裂或等同，忽视了其复杂互动关系。本文基于德国法兰克福Bornheim社区的焦点小组讨论，通过社会实践理论（social practice theories, SPT）分析四类协商场景，揭示汽车主导性（automobility）和效率逻辑（productivity）如何渗透并塑造两者的不平等关系。

2. 汽车主导与效率逻辑的学术背景

汽车主导性不仅体现为物质基础设施的霸权，更通过话语、规范和经济逻辑渗透日常生活。效率逻辑则强调个体对速度、健康和生产力的自我管理。疫情期间，通勤减少虽短暂削弱了这些逻辑，但骑行仍因与工作捆绑而保持“默认实践”地位，步行则被视为“次优选择”。

3. 社会实践理论的分析框架

SPT将实践分解为材料（如基础设施）、能力（如交通规则知识）和意义（如效率或放松）。通过区分“实践作为实体”（如政策表征）和“实践作为表现”（如街道互动），研究揭示了步行与骑行在多层次上的动态博弈。

4. 四类协商场景的实证发现

4.1 自我表征：骑行认同的霸权

参与者普遍以“狂热骑行者”身份自居，骑行被赋予“正常”“高效”的意义，而步行则与“老年”“低效”关联。疫情期间步行虽短暂成为“潮流”，但骑行认同的稳定性未被颠覆。

4.2 日常协调：效率与身体活动的角力

骑行因速度优势主导通勤，步行则因“时间浪费”被边缘化。但疫情后，步行因“清空思绪”和步数统计（step-counting）的“游戏化”获得新意义，成为对抗居家办公压力的工具。

4.3 街道互动：规则模糊下的冲突

骑行者在人行道上的“被迫违规”与步行者的“避让道歉”凸显基础设施设计的失败。参与者批评汽车占用空间导致“行人沦为绕行者”，而疫情期间的相互礼让则展现了积极互动的可能。

4.4 政策表征：空间分配的政治性

“红色骑行道”等干预被解读为“挤压步行空间”，步行者被视为“政策末位”。参与者呼吁将“骑行友好街道”重构为“步行-骑行共赢设计”，以挑战汽车霸权。

5. 讨论与政策启示

研究指出，步行与骑行的不平等关系根植于汽车主导性对城市空间的殖民。尽管两者可形成对抗汽车的联盟，但差异需被明确承认：骑行更易被效率逻辑收编，步行则蕴含“慢速反抗”潜力。政策应超越“替换汽车出行”，探索去增长（degrowth）和减速（deceleration）的替代范式，同时通过多模式同理心（multi-modal empathy）培训缓解街道冲突。

6. 结论

步行与骑行的博弈是理解城市交通权力结构的棱镜。未来研究需纳入更多元交通方式（如电动滑板车），并探索如何将疫情期间的反思转化为长效政策，以实现真正的空间正义（spatial jus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