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而非定居：探索流动性对澳大利亚农村移民背景青年福祉的核心意义

这篇研究通过参与式方法探讨了澳大利亚农村地区移民背景青年的流动性对其福祉的核心作用。文章挑战了传统“成功定居”（successful settlement）政策中静态（stasis）的理想化假设，提出流动性（mobility）是青年构建可持续生活的关键。结合地理学家Anne Buttimer的“家与延伸”（home and reach）框架和种族化视角（racialized embodiment），研究揭示了青年通过周期性移动（如往返城市与农村）缓解种族化空间中的不适感（existential precarity），同时维系家庭关系。研究为农村移民政策提供了新视角，强调支持流动性对青年长期福祉的重要性。

　　

摘要

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国际移民政策应对农村人口衰退，但传统“成功定居”研究过度强调静态定居，忽视了流动性对移民青年福祉的核心作用。本研究基于参与式方法，结合地理学与种族化理论，揭示青年通过移动构建可持续生活的动态过程。

引言

在澳大利亚农村，地理流动性是生活常态。然而，政策框架将移民“保留”视为农村发展的关键，却未关注青年对移动的需求。研究以维多利亚州两个农村社区（Ballaarat和Quiet Town）为案例，聚焦南苏丹和克伦（Karen）背景青年，探讨其如何通过移动应对资源匮乏和种族化空间中的不适。

方法论

研究采用参与式摄影发声法（photovoice），与17名15-25岁青年合作，通过照片、小组讨论和民族志观察分析其移动实践。研究地点包括区域性中心Ballaarat（Wadawarrung和Dja Dja Wurrung Country）和偏远小镇Quiet Town（Wotjobaluk Country），两地均面临交通不便和种族多样性不足的挑战。

研究发现

移动作为必要负担

农村青年需耗费大量时间通勤获取资源。例如，Quiet Town的Kuku Taw每周花10小时乘校车上学，而Ballaarat的Hannah因公共交通低效，单程通勤达3小时。移动的时空成本压缩了青年用于健康、社交的时间，凸显农村基础设施的不足。

移动的代价与风险

缺乏私家车加剧了不平等。Quiet Town青年依赖他人接送，而Ballaarat的公交系统因班次少、安全性差（如种族歧视风险）被规避。农村道路死亡率是城市的4倍，进一步增加移动风险。

延伸的可能性

社交网络和线上空间弥补了地理限制。克伦青年通过城市亲属网络获取临时居所，南苏丹青年则通过Instagram等平台连接全球黑人社群，缓解在地孤立感。Atong提到，线上可见性（visibility）提升了其文化自信，使其更敢于表达身份。

往返的动态平衡

周期性前往墨尔本（如Footscray）为青年提供“种族化喘息”——在黑人主导空间中体验不被凝视的自由。然而，返乡时的“归属感”同样重要，Ballaarat的熟悉性与家庭纽带成为情感锚点。这种“离开-返回”循环强化了青年对“家”的双重依赖。

结论

研究主张将流动性重新定义为农村移民青年福祉的核心维度。政策需支持其移动自由（如驾驶培训、公共交通改善），而非强制在地定居。青年通过移动编织资源网络的能力，将为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可能。

局限与展望

未来需扩大样本多样性，探索不同移民群体、残障青年的移动经验，并开展纵向研究追踪移动对长期定居的影响。数字与地理空间的交互作用亦是值得深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