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服务中儿童与青少年的参与认知：与专业视角的异同及对福利体系的启示

本研究聚焦福利体系中儿童青少年对"参与(participation)"的认知差异，通过71位参与者(38名儿童/青少年+33名专业人员)的访谈和焦点小组，揭示儿童将参与视为"支持性活动"而非决策过程，而专业人员则强调"赋权(empowerment)"和"决策(decision-making)"。研究发现福利体系存在"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与参与权冲突，提出需建立"保护性参与(protective participation)"模式，为改善CRC(《儿童权利公约》)第12条实践提供实证依据。

　　

在当代儿童福利服务领域，"参与权"已成为国际共识，但现实却充满矛盾。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CRC)第12条明确规定儿童有表达意见的权利，然而当这些儿童身处社会福利系统时，他们的声音往往被"保护"的名义淹没。这种矛盾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福利机构中尤为突出——社会工作者们手持《公约》文件，却不得不面对超负荷的工作量；青少年们在每周四的"集会(assembly)"上发言，却发现自己的建议像投入黑洞般消失无踪。这种参与困境背后，隐藏着一个根本性问题：当"保护"成为制度惯性时，如何让参与权从纸面走向现实？

为解答这个问题，Aziz Matrouch团队开展了一项突破性研究。研究人员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福利机构中招募71名参与者，包括38名10-21岁的儿童青少年（21名女性，17名男性）和33名专业人员（19名女性，14名男性）。通过16场儿童访谈、14场专业人员访谈，以及3组儿童焦点小组和3组专业焦点小组，收集了关于参与认知的一手资料。研究使用Atlas.ti 24软件进行内容分析，建立"参与概念"、"干预过程"和"改进建议"三大核心范畴，最终形成749条引文的编码体系。

研究结果呈现多维度的发现：

1. 1.

   参与概念的认知差异

   儿童将参与理解为"帮助(help)"（出现频次最高）和"贡献(contribution)"，如"提出活动建议"或"完成作业"。令人惊讶的是，30%的儿童受访者首次被问及参与定义时表示"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相比之下，75%的专业人员定义强调"决策(decision-making)"和"发声(voice)"，甚至将参与与"民主进程"挂钩。这种认知鸿沟揭示出福利系统的结构性矛盾——专业人员谈论的是"赋权"，而儿童体验的只是"被允许参加活动"。

2. 2.

   干预过程中的参与实践

   在进入福利机构阶段，学校成为关键"探测器"——60%的儿童通过教师发现虐待情况。但转入决策中，儿童描述被强制签署文件："表格上说可以选择，但选'不'照样被送走"。在机构生活期间，"教育计划(individual work plan)"本应是参与典范，但多数儿童反映只是"在既定选项中打钩"。更严峻的是离开机构阶段，专业人员坦言"最难实现参与"，常需用"临床治疗"等理由说服青少年接受安置方案。

3. 3.

   改进建议的共识与分歧

   儿童最强烈的诉求是"被真正倾听"(31次提及)，有青少年尖锐指出："一切源于理解，而他们并不理解"。专业人员则聚焦制度障碍，将参与视为"额外工作负荷"，某社工感叹："参与很有趣，但这是在我们已有工作上的叠加"。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拒绝用数字技术替代面对面交流，有儿童直言："通过APP投诉？不如直接谈话"。

讨论部分揭示了更深层发现。研究团队指出福利系统存在"保护主义悖论"——专业人员将参与视为"保护之外的附加项"，而非《公约》规定的固有权利。这种认知导致实践中出现"象征性参与"，如每周集会沦为形式。更值得警惕的是，专业人员将儿童参与需求视为"工作负担"的态度，反映出制度性的能力缺陷。

该研究的创新性在于首次系统性比较了福利体系中"专业视角"与"儿童体验"的断层。正如研究者援引Kosher和Ben-Arieh(2020)的观点指出，必须建立"保护性参与"新范式，将参与权融入保护措施而非与之对立。这些发现对全球儿童福利政策具有启示意义，特别是对正进行CRC履约审查的国家提供实证依据。

论文发表在《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的这项研究，其真正价值在于打破了一个长期存在的迷思：当我们谈论儿童"最佳利益"时，是否真正包括他们定义自己利益的权利？研究团队通过儿童的原始表述——"不能只给我们选项，要让我们创造选项"，为福利体系改革提供了最朴素的指南针。在儿童保护与自主权的永恒张力中，这项研究指明了一条兼顾二者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