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社会工作者在儿童虐待报告中的专业判断与决策：基于物理与教育忽视的跨案例研究

本研究针对学校社会工作者在识别和报告儿童虐待（尤其是物理和教育忽视）时存在的认知与行动脱节问题，通过548份问卷和案例情景分析，发现培训合规性(MRT)与报告行为无显著关联，且66.6%受访者至少漏报一种法定情形。结果揭示了专业判断中隐含的偏见风险，为优化强制报告培训体系、消除儿童保护系统性漏洞提供了实证依据。

　　

在美国，每年有七分之一的儿童遭受虐待或忽视，但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因为大量案件未被识别或报告。更令人忧心的是，2021至2023年间儿童虐待致死案例从1,820例攀升至2,000例，暴露出干预系统的深层缺陷。作为儿童保护"第一道防线"的学校社会工作者，虽然法律明确要求他们对可疑案件进行强制报告（Mandated Reporting），但现实中的决策却充满矛盾：他们既需要遵循法定标准，又受制于个人经验、对儿童福利系统的不信任，以及贫困、种族等结构性因素的考量。这种张力在定义模糊的"教育忽视"领域尤为突出——尽管康涅狄格州法律明确规定学生每月缺勤4次或全年10次即触发报告义务，2018-2019学年6万符合条件的学生中仅有3,793例被上报。这种巨大的落差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专业判断迷思？

为解开这个困局，Heather LaSelle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研究。他们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通过经Wesley Crenshaw验证的《虐待报告量表》(CARS)情景问卷，对康州2,518名持证学校社会工作者进行普查，最终548份有效问卷纳入分析。研究特别设计两个法定报告情景：一个是经典CARS物理忽视案例，另一个是研究者根据州法自编的教育忽视案例。参与者需评估可疑程度（5级Likert量表）并决定是否报告，同时提供培训合规性(MRT)等背景信息。数据分析采用二元逻辑回归和独立样本t检验，重点考察培训、怀疑程度与报告倾向的关系。

关键实验技术包括：1）基于CARS量表的改良情景测试法，新增教育忽视情景；2）全州普查式抽样（通过《信息自由法》获取全部2,518名工作者邮箱）；3）Qualtrics平台20分钟电子问卷；4）SPSS 25.0进行逻辑回归和t检验分析。

研究结果呈现多维度发现：

培训合规性的悖论

尽管84.5%参与者完成入职MRT培训，但当前合规率仅78.6%。更意外的是，培训状态与报告行为无统计学关联（物理忽视：χ²=0.51, p=0.47；教育忽视：χ²=0.43, p=0.51）。这暗示当前培训可能流于形式，未能有效转化为实践标准。

认知与行动的断裂

在物理忽视案例中，86.5%选择报告，但仍有37名确信存在忽视的工作者拒绝上报。教育忽视领域问题更严峻——虽然66.7%参与者察觉异常，仅35.2%决定报告。整体仅33.4%工作者对两类案例均采取行动，显示三分之二存在至少一种漏报情形。

决策偏差的深层诱因

t检验揭示非报告者更倾向以"缺乏确切证据"(M=3.47 vs 2.54, p<0.001)为由拒报，尽管法律仅要求"合理怀疑"。认同"学校应作为第一防线"的工作者报告率显著更高(M=3.49 vs 2.79)。值得注意的是，对"家长合作态度"的感知(t=-3.41)和"担心报复"(t=-3.28)等非理性因素显著影响决策。

教育忽视的识别危机

仅2.5%参与者能明确认定教育忽视，其中还有两人拒报。这种识别困难与疫情后政策模糊化有关——现行标准仅要求"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注册学生出勤"，缺乏量化阈值，加剧了判断主观性。

讨论部分尖锐指出：当前MRT体系存在"培训幻象"，合规性≠有效性。工作者普遍错误地将"合理怀疑"升格为"确凿证据"标准，这种认知偏差在种族、阶级等隐性偏见加持下，可能导致系统性漏报。更值得警惕的是，教育忽视的模糊定义与白人主导的专业文化(NASW, 2021)可能形成双重过滤机制，使弱势群体既面临过度监管又遭遇保护不足。

该研究对儿童保护实践具有三重启示：首先，MRT需从合规检查转向能力建设，纳入反偏见训练和案例研讨；其次，应建立跨学科督导机制，通过同行评议减少个体判断波动；最后，政策制定者需重新审视教育忽视的量化标准，平衡家庭支持与儿童安全。正如作者强调，学校社会工作者既是"法定守门人"，更是系统性改革的催化剂——只有当专业判断与法律要求形成合力，才能真正筑起儿童保护的铜墙铁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