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喀拉拉邦野猪"害兽"运动的政治生态学解析：人兽冲突治理中的社会政治张力

本研究针对印度喀拉拉邦野猪(Sus scrofa)人兽冲突(HWC)治理困境，通过混合研究方法揭示"害兽"(vermin)地位申请背后的社会政治动因。研究发现，当地政府三度向联邦政府申请将野猪列入Schedule V（原WPA法案第62条），实为转移公众对更严重的象群冲突关注的政治策略，且决策过程缺乏科学评估。研究为野生动物冲突治理中科学决策与政治博弈的平衡提供重要案例。

　　

在印度喀拉拉邦郁郁葱葱的农田与森林交界带，野猪(Sus scrofa)的频繁出没正演变为一场复杂的社会政治博弈。作为全球公认的农作物主要破坏者，这种适应性极强的物种在印度受《野生动物保护法》(WPA,1972)保护，但当地农民却因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叫苦不迭。更耐人寻味的是，喀拉拉邦政府曾在2011-2013年实施WPA第11(1)(b)条允许有限捕杀，又在2020-2021年三度向联邦政府申请将野猪列为Schedule V"害兽"(vermin)未果。这种政策摇摆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社会政治逻辑？

Athira Balakrishnan和Sindhu Radhakriya团队在《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发表的这项研究，首次系统揭示了野生动物治理决策中鲜为人知的政治维度。通过分析补偿数据、开展农户访谈和文件溯源，研究者发现：表面上这是生态保护与农业利益的冲突，实则是多重社会力量博弈的缩影。农民将野猪泛滥归咎于禁猎政策剥夺了传统狩猎权；农民组织(FO)借冲突事件向政府施压；而政府则试图通过"害兽"申请将治理责任转嫁联邦机构。最具讽刺的是，森林部门数据显示大象才是主要肇事者，但因其文化神圣性，野猪成了"替罪羊"。

研究采用混合方法：1）选取补偿申请差异显著的相邻村庄CV（高冲突）和MV（低冲突）进行对照；2）对100名农户开展结构化访谈，采用GLM模型分析支持捕杀的影响因素；3）收集54份政府文件追溯决策流程；4）访谈53名非农利益相关者（森林部门、CSO、研究者）。

关键发现包括：

1. 1.

   农户态度分析：CV村76%农户支持捕杀，显著关联因素为耕地面积（OR=2.8）、损失程度（OR=1.07）和农民组织 affiliation。访谈揭示深层动因是"身份焦虑"——禁猎令使其丧失传统食物供给者角色。

2. 2.

   冲突强度矛盾：尽管MV村单次野猪袭击损失更高（37.5 vs 15美元），但CV村因FO协助更积极申请补偿，造成"高冲突"假象。

3. 3.

   决策过程溯源：文件显示2011年邦野生动物委员会(SBW)最初建议采用WPA第11(1)(b)条，但2020年后转向Schedule V申请，恰逢地方选举压力高峰期。

4. 4.

   利益相关者立场：86%森林官员反对捕杀，指责村民侵占栖息地；而100%受访研究者支持科学管控，凸显治理认知鸿沟。

这项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

首先，它解构了"野生动物冲突"的复杂性——在喀拉拉邦案例中，人猪冲突实质是历史权利（狩猎文化）、制度缺陷（补偿程序繁琐）和政府间权责博弈（邦与联邦）共同作用的产物。

其次，研究提出了野生动物治理的"政治敏感性"框架。正如作者指出，当象群（文化象征）与野猪（传统猎物）同为主要肇事者时，政策制定会本能选择"低政治风险"靶点。

最后，研究为Treves提出的"三原则"补充了政治维度：即使满足有效性、物种存续和公众接受度，政策决策仍需警惕成为政治工具。正如论文警示，缺乏科学评估的"害兽"标签可能沦为转移矛盾的权宜之计，而非真正的问题解决方案。

这项来自印度国家高级研究院的创新研究，为全球野生动物冲突治理提供了政治生态学视角的新范式。当保护生物学遇上社会治理，或许真正的"害兽"从来不在森林里，而在决策机制的迷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