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教职制度对经济学领域人才筛选与科研产出的双重影响：基于意大利高校改革的实证研究

意大利2010年高校改革将终身制助理教授(AP)改为固定任期制，并引入论文发表门槛。Marco Giovanni Nieddu团队采用双重差分事件研究法(DiD-ES)，分析改革对经济学博士职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改革使意大利本土学术就业率下降17%，高潜力学者更倾向赴海外任教；但留任者的Top期刊发文量提升1/3。该研究揭示了终身教职制度在人才筛选与科研激励间的权衡，为全球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提供重要参考。

　　

在学术界，终身教职制度(tenure-track system)一直被视为保障学术自由与激励创新的双刃剑。传统观点认为，这种"不发表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的机制能促进科研产出，但意大利卡利亚里大学的Marco Giovanni Nieddu团队通过一项长达20年的追踪研究，揭示了该制度鲜为人知的"人才筛选效应"——当学术职位的"铁饭碗"被打破，最优秀的年轻学者反而会选择逃离。

研究背景植根于意大利2010年实施的"Gelmini改革"。这场被称为"学术大地震"的变革，将延续百年的终身制助理教授(Ricercatore)岗位一分为二：A类为3年短期合同，B类为3年可续聘的准聘轨(tenure-track)。改革后，新入职者需在Scopus收录期刊发表论文并通过国家科学资格认证(NSQ)才能晋升副教授。政策制定者期待此举能提升意大利高校的国际排名，但现实却上演了意想不到的"人才悖论"——在经济学这个高度国际化的学科领域，改革后本土学术就业率骤降17个百分点，相当于每6个博士就有1人转行。

为破解这个谜题，研究团队构建了覆盖2003-2022年的全样本数据库，整合了意大利国家统计局(ISTAT)的博士职业调查、国家大学教职工档案(CINECA)和Scopus论文数据。通过巧妙的双重差分事件研究设计，将经济学与数学等"学术导向型"学科作为处理组，医学、地质学等"应用导向型"学科作为对照组，捕捉改革带来的净效应。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 采用ISTAT三波次追踪调查数据(2004-2014届博士)，记录其毕业3-5年后职业状态；2) 匹配CINECA全量教师档案，识别学术就业者职称序列；3) 通过Scopus文献计量分析科研产出，特别关注Scimago Top100期刊论文；4) 构建三重差分模型，分析性别、奖学金获得者(学术潜力代理变量)和父亲职业(社会经济地位代理变量)的异质性影响。

研究结果呈现多维度发现：

1. 1.

   职业选择的重构

   改革使经济学博士本土学术就业概率从32%降至15%，其中获得大学奖学金者(高潜力群体)降幅达23%。但海外学术就业率翻倍至8%，且流向德、法、英等国的学者月薪高出800-1200欧元。非学术领域呈现"公共部门吸纳效应"——转投政府机构者增加4个百分点，其永久合同保有率保持50%不变。

2. 2.

   家庭决策的连锁反应

   一个意外发现是改革促进了博士群体的家庭组建。毕业5年内生育率提升5%，主要来自转入公共部门的群体。这与意大利公务员"铁饭碗"传统有关，印证了职业稳定性对生育决策的影响。

3. 3.

   科研产出的"幸存者效应"

   对比2010-2012年过渡期入职者，tenure-track组在11年追踪期内Top期刊发文量比终身制组多36%，年化h指数(m-index)高18%。但这种"精英化"伴随残酷筛选——前1%高被引学者中，改革后群体仅占改革前的43%。

讨论部分尖锐指出：在学术薪酬缺乏竞争力的国家(意大利AP年薪约3.5万欧元，仅为德国的60%)，单纯引入tenure-track可能适得其反。研究揭示了学术职业"双重门槛"现象：制度门槛(tenure-track)提升了科研绩效，但经济门槛(低薪酬+高生活成本)阻碍人才留存。这对中国等正在推行"准聘-长聘"制的高校具有警示意义——若缺乏配套的薪酬改革，可能重蹈意大利"择优流失"的覆辙。

该研究的创新点在于将传统劳动经济学中的"效率-公平"权衡引入学术劳动力市场分析，首次量化展示了tenure-track对人才流动的筛选效应。发表于《Labour Economics》的这项成果，为全球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了关键实证依据：在设计激励制度时，必须同步考虑其对人才池的构成影响，否则可能陷入"激励存量和流失增量"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