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圣诞餐中的肉类消费仪式干预策略：基于社会实践理论与文化社会学的探索

本研究针对高收入国家肉类消费居高不下的问题，创新性地结合社会实践理论（Social Practice Theory）、仪式研究（Ritual Studies）和文化社会学视角，探索通过"仪式干预"（Ritual Intervention）策略减少圣诞餐肉类消费。研究人员采用共创方法，邀请15名荷兰青年参与者设计并记录干预过程，发现通过重新协商肉类中心性、餐食所有权和共餐方式，可有效降低肉类摄入，同时揭示了与肉类相关的非协商性价值观。该研究为可持续饮食转型提供了自下而上的实践路径，成果发表于《Appetite》。

　　

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动物福利等多重挑战下，全球肉类消费仍持续增长，尤其在高收入国家。荷兰人均年肉类消费达37.5公斤，远超健康建议量。尽管政府推动"蛋白质转型"，但根植于文化传统的肉类消费实践仍具顽固性——80%荷兰家庭圣诞餐必含肉类。这种矛盾在节日场景尤为突出：圣诞餐作为承载家庭传统、情感联结的仪式化实践，其肉类消费既受社会规范约束，又蕴含变革可能。

为破解这一难题，Nemo Koning等学者在《Appetite》发表创新研究，首次将仪式研究与社会实践理论结合，提出"仪式干预"策略。不同于传统行为干预聚焦个体选择，该研究瞄准集体性节日餐饮实践，通过重新协商圣诞餐的仪式元素实现肉类减量。研究团队招募15名18-24岁荷兰大学生（含弹性素食者、素食者和肉食者），采用共创方法让其自主设计干预方案并记录实施过程，最终通过主题分析识别出三类核心策略。

研究方法包含三个关键环节：首先通过信息会向参与者阐释"仪式干预"概念，要求其在不破坏节日氛围前提下减少家庭圣诞餐肉类；其次采用日志记录法（Logbook）全程追踪餐食筹备、协商和实施过程，收集聊天记录、照片等质性数据；最后进行15分钟随访访谈深化理解。数据分析采用Braun和Clark的六阶段主题分析法，由跨学科团队（含民族学、社会学、神学等背景研究者）共同编码。

研究结果通过四个主题呈现：

1. 1.

   重新协商肉类中心性

   参与者通过改变菜品配置削弱肉类主导地位。如Esther用蘑菇惠灵顿替代一道传统肉主菜，使素食与肉类菜品平等呈现；Gabriela则通过增加素食选项改变" gourmet"（小型烧烤聚餐）的荤素比例。值得注意的是，当替代品以"类肉"形式（如仿制牛肉惠灵顿）出现时接受度更高，但若仅作为补充（如Arthur的蘑菇炖菜）则效果有限。

2. 2.

   重新协商餐食所有权

   研究发现圣诞餐筹备多由母亲/祖母主导，年轻一代话语权有限。参与者通过两种路径突破：Kevin与母亲秘密合作调整菜单；部分家庭采用"烹饪小组"分工制，分散决策压力。但"高个子男性需吃肉"等家庭权力话语仍构成障碍，突显实践变革与社会关系的交织性。

3. 3.

   重新协商共餐方式

   针对素食者常被边缘化的问题，干预策略强调包容性餐桌设计。Esther取消专属素食餐盘，使蘑菇惠灵顿成为全员共享选项；自助餐形式则通过个性化选择降低肉类必需性。这种"各取所需但同桌共食"的模式，既保持仪式感又尊重个体差异。

4. 4.

   非协商性元素

   研究揭示圣诞餐存在深层"目的情感结构"（Teleoaffectivity）：其核心价值（如欢乐氛围、选择自由）不可撼动。当Laura提议取消番茄汤中的肉丸时，姑姑仍暗中准备鸡汤以保证"选择权"；而德国香肠、澳洲烤火鸡等"文化载体"类菜品也具有特殊神圣性。这些发现解释了为何完全剔除肉类会引发抵触——它被视为对节日本质的挑战。

该研究的突破性在于：首次实证检验了仪式实践对饮食转型的双重作用——既通过重复性强化传统，又因表演性（Performance）允许创新。参与者通过"有限创意"（Bounded Creativity）在保持仪式完整性的前提下实现肉类减量，证明自下而上的渐进变革可能比激进倡导更有效。研究还揭示了肉类顽固性的文化机制：当其与"自由选择"、"家庭联结"等神圣价值绑定时，单纯营养或环保论证难以奏效。

尽管存在样本年龄偏小、节日场景特殊等局限，这项研究为可持续饮食干预提供了新范式：将变革嵌入现有实践而非对抗传统，通过重新配置物质安排（Material Arrangement）、技能运用（Competence）和意义建构（Meaning）三要素推动转型。正如研究者强调，这并非否定行为干预的价值，而是为复杂的文化实践变革补上了关键拼图。当蘑菇惠灵顿与烤火鸡在圣诞餐桌上平分秋色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菜品的更替，更是一场静默的饮食文化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