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纳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背离：银行信贷与货币政策对农业和制造业的抑制效应

这篇综述通过分析加纳央行1999-2023年的数据，揭示了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结构性脱节：商业银行信贷持续从农业（下降65.2%）和制造业（下降54.2%）流向非生产性领域，同时通胀目标制（IT）下的高政策利率（MPR）推高企业融资成本。研究建议通过信贷配额、开发银行重组和央行改革重构发展金融（development finance）体系。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结构性背离

加纳2022-2023年债务危机暴露了其金融体系长期存在的深层矛盾。通过对央行25年数据的系统分析发现，商业银行信贷分配呈现明显的"去工业化"趋势：农业和制造业这两个关键生产部门获得的信贷占比分别从1999年的11.8%和24.9%骤降至2023年的4.1%和11.4%。这种信贷 repression（金融抑制）现象与韩国等成功转型经济体的经验形成鲜明对比——后者通过定向信贷政策（credit policy）将银行贷款强制配置给战略性产业。

商业银行的信贷错配机制

数据揭示出三重扭曲：

1. 1.

   生产性信贷萎缩：农业信贷在1982年央行强制20%配额时期曾达31.9%，但金融自由化后跌破10%。制造业企业面临类似困境，2023年信贷占比仅为1.14%。

2. 2.

   非生产性信贷扩张：服务业信贷占比飙升250%，其中进口贸易（如大米等基础食品）占商业信贷的22.3%，形成"进口依赖-外汇流失"的恶性循环。

3. 3.

   政府证券依赖：银行对国债的投资占比从2010年40.2%升至2021年72.6%，2021年银行持有政府30%国内债务，最终在债务重组中遭受377亿塞地损失。

这种信贷模式导致产业结构畸形：农业占GDP比重从1960年代40%降至2023年<20%，而服务业膨胀至50%以上。但正如Behuria和Goodfellow指出的，非洲的服务业扩张缺乏东亚式的技能密集型特征，无法吸收低技能劳动力。

货币政策的双重失效

2007年启用的通胀目标制（inflation targeting）在实践中暴露两大问题：

1. 1.

   控通胀失效：尽管MPR从2021年13.5%猛增至2022年27%，同期通胀仍从12.7%飙升至54.1%，反映进口通胀（能源、食品占CPI篮子的55%）对利率政策不敏感。

2. 2.

   信贷成本推升：商业银行平均贷款利率与MPR高度联动，2023年达35%以上，致使存贷比（CD ratio）从2008年86%暴跌至2023年<40%。

这种政策范式与1963年《加纳央行法案》形成历史对照——该法案明确要求央行"根据政府经济政策调控信贷体系"，而当前政策框架将Mkandawire批评的"金融政策优先于实体经济"体现得淋漓尽致。

改革路径的三维重构

1. 1.

   信贷政策工具创新：

   • •

     重启部门信贷配额（如农业20%下限）

   • •

     建立贷款贴息机制（如韩国对中小企业的利率补贴）

   • •

     强化开发银行（如国家投资银行）的产业融资功能

2. 2.

   央行职能再定位：

   • •

     修订《央行法案》纳入发展目标

   • •

     建立通胀的"结构主义"监测框架（区分货币性/输入性通胀）

   • •

     立法规范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条件和上限

3. 3.

   银行体系本土化：

   • •

     实施差异化资本要求（如本土银行最低资本降至2亿塞地）

   • •

     构建中小企业信用信息系统（解决信息不对称）

   • •

     限制外资银行利润汇出比例（保留国内金融资源）

这些建议汲取了历史教训：1960-1980年代定向信贷曾因政治干预和坏账率高（达40%）失败，而当前改革需配合工业政策（如进口替代清单）和数字化监管工具。正如Amsden对韩国经验的总结——金融政策必须"嵌入产业政策的保护伞之下"，加纳需要建立信贷配置与生产性投资的制度性纽带，方能打破"债务危机-紧缩政策-增长停滞"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