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珍珠、权力与掠夺：中国古代海洋资源治理的生态视角

本文从环境史与政治生态学视角，系统剖析了明代珠池资源治理中权力博弈、生态崩溃与社会失序的互动机制。研究揭示中央集权（eunuch factions）、地方精英与生态阈值（ecological thresholds）的复杂作用，为现代海洋资源可持续治理（sustainable governance）提供历史镜鉴。

　　

2 资源竞争：作为政治商品的珍珠

珍珠在明代不仅是奢侈品，更是皇权的物质化象征。洪武十六年（1383年）规定皇帝冕冠需饰十二串玉珠，每串五珠；永乐三年（1405年）皇后九龙四凤冠中央龙饰大珠，其余龙凤共饰25珠。这些礼制严格将珍珠限定为皇室特权符号，官员仅准用金银饰物。珍珠亦作为政治赏赐工具，如永乐帝赏蜀王朱椿珍珠190两（约7公斤），或赠礼部尚书赵羾母珍珠耳饰彰显孝道。对外方面，明朝通过珍珠资源宣示海洋主权：永乐四年（1406）因安南人非法采珠，明廷强化北部湾珠池军事管控，禁止钦州、廉州商民与安南私贸，体现资源控制与领土主权的直接关联。

3 地方抵抗与协作

明代珠池治理依赖太监（eunuch factions）与卫所军队直接控制，征调蛋户（Tanka household）从事高危潜水采珠。蛋户作为贱籍群体，被剥夺土地所有权和科举资格，形成准农奴制关系。据《大明会典》载，洪武三十五年（1402）即派太监征广东蛋户采珠并配发口粮。天顺年间（1457-1464）大规模采珠导致696人溺亡、237人病亡、55人遭海盗杀害，超2000人逃亡。嘉靖时期廉州知府胡鳌上奏称民众因采珠困苦流离，闻征调即恐慌逃散，反映基层强烈抵抗。另据《林居漫录》记载，两广总督陈瑞为讨好京官竟指使盗匪偷采珠蚌，官兵假意追捕实则纵容，暴露体制性腐败。蛋户则通过民间谚语“中秋月满蚌始孕珠”传递生态知识，以季节性限制主张采珠可持续性，形成对朝廷无度征调的文化抵抗。

4 生态反馈：环境变化如何重构权力关系

4.1 采珠技术引发的生态破坏

明初采用蛋户徒手潜水采蚌，中期改为船拖网具的机械化捕捞：船侧设木柱支撑板框网口，网底缚石沉底，借风力拖行。此法虽降低人员伤亡，却类似现代底拖网作业，严重破坏珊瑚礁和底栖生态。海洋生态学研究证实此类技术导致软体动物栖息地萎缩，珍珠产量因生态基础崩溃而衰退。嘉靖时两广总督林富上疏指出蚌类需数年繁殖生长，珍珠更需长期育成，但朝廷未采纳可持续策略。

4.2 环境与人口的恶性循环

天顺五年（1461）白沙珠场因海盗与疫病暂停作业，重启时恰逢瘴疠爆发，永安地区数千珠民溺病死逃，雷州、遂溪等地超万人伤亡或逃亡，劳动力体系濒临崩溃。生态压力与社会动荡形成反馈环：珠蚌资源枯竭迫使蛋户转为海盗，嘉靖十一年（1532）广东大规模征调引发民众攻击新会县城。军事化管控如成化年间太监韦助请旨率军镇压珠盗，虽暂遏盗窃，却无法解决制度性根源。

4.3 权力边界重定义

正德年间太监凭皇权垄断珠池，滥指商船运赃、诬民藏珠，导致沿海秩序混乱。嘉靖初改革废黜珠池少监取，两广总督林富奏准撤太监监管，短暂恢复地方治理。但去除腐败网络反而切断蛋户通过非正式经济获得的生存空间，朝廷再度强征时引发更剧烈反抗。地方通过“珠还合浦”传说构建生态合法性：东汉孟尝革除滥采后珠蚌复生，隐喻当代治理需尊重生态规律。此叙事将治理合法性从皇权诏令转向地方生态伦理共识，体现政治生态学中社区与国家权力的博弈。

5 法律实践与治理困境（法律史视角）

5.1 立法与执法脱节

《大明律》将私采珍珠与盗掘官矿同罪，施杖刑、流放及黥面，但实际执行失效。广东方志记载合浦珠池盗采猖獗，官民冲突需军事镇压。嘉靖十一年郭弘化奏请停采珠以缓和社会矛盾，遭皇帝以“祖制”驳回，体现皇权超越法律约束。

5.2 海防与治安的权责模糊

成化年间太监获准统军镇压珠盗，万历时期设涠洲游击将军季节性驻防珠池。但太监重启采珠时官私船只再度涌入，军事部署仅能暂缓乱象。《林居漫录》披露高官勾结盗匪、官兵假意追捕的案例，反映法律在高层权贵前形同虚设。比较历史视角显示，类似制度腐败见于近代西班牙、葡萄牙海洋帝国殖民治理中。

6 结论

明代珠业治理揭示了帝国通过资源垄断（珍珠作为political commodities）强化权威的企图，及其引发的生态-社会系统崩溃。研究融合环境史与政治生态学框架，说明中央集权制在生态阈值（ecological thresholds）前的脆弱性：珠蚌枯竭、蛋户反抗与海盗泛滥形成“环境崩溃-社会失序”恶性循环。地方叙事的生态合法性建构（如“珠还合浦”）为当代可持续治理（sustainable governance）提供历史参照，强调资源政治必须平衡权力控制、生态约束与社区福祉。该案例与早期现代欧洲海洋帝国的资源治理危机形成跨时空呼应，共同印证过度开采与制度僵化必然导致系统瓦解的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