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慢性病患者主动健康行为与躯体功能状态：社会参与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通过横断面调查揭示了中国农村慢性病患者主动健康行为（PHB）通过社会参与（SP）对躯体功能状态（SFS）的中介机制（占比42.01%）。研究强调在"熟人社会"背景下，个体健康能动性需结合社会参与才能有效改善功能结局，为"健康乡村"建设提供了整合行为干预与社区动员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

　　

引言

慢性疾病负担日益加重已成为全球卫生系统的重大挑战，尤其在中国农村地区，老龄化人口与有限医疗资源的叠加使情况尤为严峻。预计到2030年，中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病率将达40%。尽管国家推行了"健康中国2030"战略和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农村地区的慢性病增长率仍持续高于城市。本研究聚焦高血压、糖尿病和脑卒中患者，这些疾病不仅在农村地区最为流行，更是导致长期失能和功能衰退的主要因素。

新兴的健康促进范式强调主动健康行为（PHB）的重要性，这一概念指个体主动参与健康管理的系列行为，包括预期性健康监测、预防性护理参与以及与医疗提供者的协同决策。PHB通过信息获取和资源利用赋能患者掌握自我管理技能，符合世界卫生组织以患者为中心的慢性病护理框架。然而在复杂的农村环境中，PHB对维持躯体功能状态（SFS）——即执行日常体力活动的能力——的直接作用可能有限，因为健康行为向功能效益的转化往往依赖心理和社会机制。社会生态模型为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理论框架，该模型认为健康结局受个体行为与社会环境多层面互动的共同塑造。

社会参与（SP）作为关键的社会健康决定因素，指个体对社区和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区别于医疗系统主导的"社会处方"概念。本研究测量的SP涵盖七个维度：政治参与、经济参与、志愿参与、家庭参与、社区参与、数字参与和其他参与形式，反映个体自发的社会融合水平。尽管理论表明个体层面因素与社区层面因素存在交互作用，但PHB与SP在影响健康方面的相互作用尚未得到充分验证，SP作为PHB与SFS间中介路径的探索尤为缺乏。

研究方法

研究设计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于2023年7-8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湖北省潜江市6个乡镇的慢性病登记系统中系统抽取患者。最终样本包含3,600名参与者，按疾病类型分层抽样：高血压1,440人、糖尿病1,440人、脑卒中720人。经数据质控排除不合格应答后，最终分析样本为3,295人。研究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参与者或其法定代理人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测量工具与信效度

主动健康行为采用经过验证的中文版PHB量表，选取"主动健康责任"子域的8个核心条目，包括发起体检、报告身体不适、参与健康教育等项目。采用5级Likert评分（1=从未，5=总是），总分范围8-40分。量表在本研究中显示良好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0.810），且在三种慢性病亚组中均保持高信度（高血压0.805，糖尿病0.806，脑卒中0.814）。

躯体功能状态采用功能活动问卷（FAQ）评估，该工具通过10个日常活动项目测量功能独立性，使用5点Likert量表（1=完全依赖他人，5=完全独立），总分范围10-50分。中文版量表在本样本中呈现优异信度（Cronbach’s α=0.95）。

社会参与测量采用二分式问卷（是/否），涵盖七个活动领域：政治参与（投票和社区决策等公民活动）、经济参与（正式就业或农业劳动等创收活动）、志愿参与（环境清洁等无酬社区服务）、家庭参与（照护和代际支持等）、社区参与（地方组织成员资格）、数字参与（网络社交互动）及其他参与形式。总分范围为0-7分。量表内部一致性较低（Cronbach’s α=0.149），这与测量构念的多维特性相符。

统计分析策略

分类变量采用频数（%）描述，组间差异使用χ²检验。连续变量间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使用分层回归分析检验SP在PHB与SFS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并通过5,000次重复抽样的Bootstrap法验证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所有分析使用SPSS 27.0完成，以p<0.05为统计学显著标准。

研究结果

样本人口学特征

最终样本包含3,295名慢性病患者，其中高血压患者1,270人（38.5%），糖尿病患者1,285人（39.0%），脑卒中患者664人（20.2%），76人（2.3%）报告患有两种及以上慢性病。SFS评分在所有人口学和社会经济组别间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1）。较年轻年龄组和较高教育水平者表现出更好的功能状态，务农者与其他职业群体间也存在显著功能差异。

变量间相关性分析

PHB平均得分为24.98±5.89，SP为2.22±1.21，SFS为43.33±10.00。在控制性别、年龄、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和家庭收入等混杂因素后，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SP与PHB（r=0.21, p<0.001）、SP与SFS（r=0.23, p<0.001）以及PHB与SFS（r=0.11, p<0.001）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社会参与的中介效应

分层回归分析显示，在众多协变量中，仅年龄（β=-0.182, p<0.001）和教育水平（β=0.084, p<0.001）对农村慢性病患者的SP水平有显著影响。PHB对SP呈现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203, p<0.001）。调整混杂变量后，PHB对患者SFS存在显著正向关联（β=0.101, p<0.001）。进一步分析证实SP在PHB与SFS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β=0.209, p<0.001），中介效应值（ab）为0.042，总效应（c）为0.101，SP中介占比达42.01%。Bootstrap分析显示95%置信区间不包含零，证实中介效应统计显著。

讨论

本研究为理解农村慢性病管理中个体能动性、社会背景与躯体功能健康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PHB与SFS间的直接相关性较弱（r=0.11），而SP高达42.01%的中介比例表明，PHB可能不会直接带来功能改善，而是通过促进SP创造支持性环境来实现功能维护。个体健康行动的功能效益主要通过社区社会融合实现。

这一显著中介效应可从行为机制和中国农村社会文化背景的交互作用解释。从机制层面，PHB通过提升健康素养和自我效能，使患者更自信、有目的地参与社会活动。增加的SP进而形成"健康促进型社会生态"，提供同伴支持、健康信息交流和集体监测平台。同时，SP有助于减轻心理压力、增强自我效能，这些都对维持身体功能产生直接益处。如此高的中介比例特别反映了中国农村作为"熟人社会"的特性——强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密集社会网络使SP不仅是休闲活动，更是社会身份和责任的核心表达。嵌入这些社区的社会资本使SP能显著放大PHB的效益，将个体健康努力转化为集体福祉。

研究结果从三方面拓展了现有研究：首先，将研究焦点从被动疾病管理转向患者个体层面的PHB，中位水平的PHB得分（24.98±5.90）表明存在重大改进空间；其次，SP的中介作用（β=0.209）验证了健康生态模型，揭示个体健康行为与社会资本的交互影响，挑战了农村健康结局主要依赖医疗基础设施的传统认知；第三，SP的年龄梯度（β=-0.182）强调需要年龄定制化的健康传播策略，特别是在农村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

实践启示与建议

研究发现对理论和实践均具重要意义。理论层面，验证的"PHB→SP→SFS"路径深化了对PHB产生健康效益机制的理解，强调了SP的关键中介角色。实践层面表明，单纯促进PHB的干预措施可能效果有限，而与SP促进相结合时效益更大。建议将健康促进整合到现有乡村社会结构中，例如在广场舞聚集点设立"健康角"、由社区领袖组建"村级健康促进团队"、实施同时奖励健康行为和社会参与的"健康积分"制度等。这些情境化策略利用农村固有的社会资本，将个体健康努力转化为集体效益，为"健康乡村"政策改善慢性病管理提供了实践路径。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横断面设计难以确立因果关系，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社会期望偏倚，样本均来自湖北特定农村地区限制结果外推性。部分中介效应表明PHB与SFS的关系仍有较大方差未获解释，暗示生物机制或医疗系统因素可能发挥作用。未来研究应采用纵向或干预设计，纳入客观生物标志物，开展多中心研究以建立因果关系并检验中介模型在不同人群中的稳健性。

结论

本研究提供实证证据表明，在中国农村慢性病患者中，社会参与在主动健康行为与躯体功能状态的关系中起显著中介作用。健康能动性的功能效益主要通过社会参与实现，SP中介了总效应的42.01%。这凸显了健康管理个体能动性的重要性——其只有在强健社会环境的支持下才能最有效地转化为功能维护。建议公共卫生策略（特别是在"健康乡村"框架下）应将PHB促进与SP强化相结合，利用二者对功能健康的协同效应。通过将健康促进融入现有乡村结构和社交活动，充分利用农村生活中丰富的社会资本，可实现这种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