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模式创新（BMI）在跨越发达与新兴经济体中的探索与利用：基于创新获利（PfI）理论视角的系统性文献综述

本研究针对企业在跨越发达与新兴经济体时面临的复杂商业环境，系统探讨了商业模式创新（BMI）如何作为关键机制促进企业从创新中获利（PfI）。通过整合性系统文献回顾方法，分析了72篇高质量文献，揭示了BMI不仅是创新结果，更是推动反向创新和持续价值创造的重要催化剂。研究发现企业通过数字化部署、服务转型和知识具象化等干预策略，发展出价值包容型和价值增强型创新机制，最终实现商业模式组合构建、生成性模仿和模式溢出等多元成果。这一研究为国际商务领域提供了理论新视角，强调了BMI在协调主导设计、互补资产和专有制度中的核心作用，对企业全球化战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企业跨国经营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存在的制度差异、市场特性和技术鸿沟，构成了一个"二元分化"的商业世界。传统的商业模式创新（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BMI）研究多采用实体本体论视角，关注创新商业模式的类型学分类，却忽视了其在跨越不同经济体制时的动态过程特性。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创新版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企业如何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架设连接不同经济世界的桥梁，成为国际商务领域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为深入探究这一复杂现象，研究人员在《Technovation》发表了系统性文献综述研究。该研究采用整合性系统文献回顾方法，基于Context-Intervention-Mechanism-Outcomes（CIMO）框架，对2003-2024年间72篇高质量文献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团队首先通过Scopus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关键词检索，运用英国特许商学院协会（CABS）期刊质量指南筛选文献，确保分析基础的科学性与权威性。采用系统性组合分析方法，通过 abduction（溯因推理）过程识别核心主题，再通过轴向主题分析归纳出整体模式。

研究结果揭示了三个核心情境主题：本地制度行动者、全球直接市场和解构生态系统。企业在这三种情境下面临不同的机遇与挑战，需要采取相应的干预策略。五种关键干预措施包括：数字化部署（Digital deployment）、服务转型（Service-shift）、知识具象化（Knowledge reification）、配置变更（Configurational change）和创造性反思（Creative reflexivity）。这些干预措施触发了两种核心机制：价值包容型创新（Value-encompassing innovation）和价值增强型创新（Value-enhancing innovation），最终产生三种结果：商业模式组合（Business model portfolio）、生成性模仿（Generative imitation）和商业模式溢出（Business model spillovers）。

商业模式创新：创新赋能型商业模式与商业模式再创新

研究发现BMI现象具有显著 nuance（细微差别），区分了创新赋能型商业模式（innovation-enabling business models）和商业模式再创新（business model reinnovation）两个重要概念。创新赋能型商业模式基于价值增强创新机制，通过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改变一个或多个商业模式组件，利用适应性知识（adaptive knowledge）将外部知识转化为创新输入。而真正的BMI则需要改变价值主张、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三个要素，依赖架构性知识（architectural knowledge）和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ies）实现全面变革。商业模式再创新则是在先前成功BMI基础上的有意义适应，需要组合性知识（combinative knowledge）和组织双元性（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来聚合相关突破性配置。

跨越二元世界作为商业模式再创新的边界条件

研究提出了一个过程模型，阐明跨越发达与新兴经济体的二元世界构成了商业模式再创新的边界条件。这一边界条件明确了"何时"（当新兴经济体创新为反向创新提供机会时）、"何人"（通常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国际企业）和"何地"（跨越发达与新兴经济体）三个维度。商业模式再创新作为中介机制，连接了新兴市场创新和反向创新，体现了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的持续创新特性。

创新赋能型商业模式、BMI和商业模式再创新作为增强企业从创新中获利能力的协调机制

从系统理论视角，研究提出了创新获利（Profiting from Innovation, PfI）理论的新见解。三种商业模式创新形式作为协调机制（orchestrative mechanisms），通过整合性（integrative）和反思性（reflexive）双重特性，帮助企业识别潜在主导设计、互补资产和最优专有制度。整合性使企业能够平衡整合或淘汰产品要素，找到适合不同用户的服务要素与拥有成本之间的平衡；反思性则使企业能够在技术选择、法律环境和机会成本等影响因素中灵活协调，最大化利用互补资产和价值专有制度。

该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通过构建清晰度提供了创新赋能型商业模式、BMI和商业模式再创新的概念区分，增强了相关理论的预测效用；其次确定了跨越二元经济世界作为商业模式再创新的边界条件，优化了理论的简约性和有效性；最后从系统视角提出了商业模式作为协调机制的新观点，发展了创新获利理论。

对管理实践的启示方面，研究指出高管需要认识到三种商业模式创新形式各有其独特的知识和能力要求，应确保企业获得相应资源。建立知识管理系统来捕获、转化和传播从商业模式创新经验中获得的知识至关重要，同时需要培育组织学习氛围以支持持续实验。在国际化过程中，企业应注重发展协调能力，以有效管理不同经济环境下的创新过程。

研究的局限性主要在于依赖现有文献而非原始数据，未来研究可开发创新赋能型商业模式和商业模式再创新的测量工具，检验文中提出的理论关系。随着数字平台的普及，未来研究可特别关注数字平台领域的商业模式再创新现象。

总之，这项研究揭示了商业模式创新在国际化背景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强调了其在连接发达与新兴经济体、促进创新流动和价值创造中的核心作用。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为企业在全球化环境中制定创新战略提供了实践指导，特别是在协调不同制度环境、技术平台和市场需求的挑战中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