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数字经济通过质量、效率与活力变革驱动乡村产业发展：机制与区域异质性分析

本综述系统探讨了中国农村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发展的驱动机制，聚焦质量、效率与活力三大变革路径。研究基于2013-2023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构建指标体系，并通过中介与调节效应模型验证了数字经济的多维度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中部＞西部＞东部）；质量变革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信息不对称理论）发挥作用，效率变革依托要素优化配置（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活力变革依赖创新驱动（熊彼特创新理论）。研究为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框架与政策启示。

　　

引言

随着网络化、信息化与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入农业农村经济，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乡村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全球追求可持续、包容性及技术导向型增长的背景下，数字化通过全方位数据整合、智能系统与超连接特性重塑产业发展格局。中国作为探索农村数字化转型的典型场景，其政策驱动的乡村振兴战略与显著的区域差异为研究提供了丰富样本。尽管现有研究关注了数字基础设施、农村电商等单一维度，但数字经济通过质量、效率与活力变革驱动乡村产业发展的系统机制尚未得到充分阐释。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数字经济作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催化剂，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产业数字化（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与数字产业化（数据驱动的新兴产业）两个维度。现有测量方法从初期的数字基础设施覆盖率逐步发展为涵盖数字金融普惠、数据资源、乡村生活数字化等多维指标体系。然而，现有研究多采用产业效率、结构升级、绿色增长等复合指标，未能区分质量、效率与活力变革的独立作用与潜在权衡。

本研究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信息不对称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与熊彼特创新理论，提出三大核心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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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农村数字经济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与交易成本促进质量导向的产业转型（质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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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与强化价值链整合提升产业生产率（效率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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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通过培育新兴产业、商业模式与制度安排激发创新驱动增长（活力变革）。

图1展示了理论框架：数字经济通过三大变革构成相互强化的循环系统，共同推动乡村产业向高质量、创新驱动方向发展。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研究采用中介与调节效应模型解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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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介模型（公式1-3）检验数字经济（X）通过变革（M）影响产业发展（Y）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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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节模型（公式4）通过交互项分析变革对主效应的强化作用。

核心变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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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数字经济：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宽带覆盖率、移动终端普及率）、农业数字化（智能农机功率、电商交易额）与数字产业化（信息服务业规模）三类熵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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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产业发展：从产业产出增长（人均粮食/油料产量）、价值增值（农业增加值/总产值）与收入生成（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维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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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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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变革：产业高级化、生态化与多元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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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率变革：全要素生产率、资源配置效率与单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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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力变革：创新投入强度、创业基地数量与要素结构优化。

控制变量包括金融环境、城镇化率、贸易开放度、农业财政支持与农村人力资本。数据来源于2013-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及各省统计年鉴，覆盖30个省级单位。

实证结果与分析

基准回归显示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β=0.628, p<0.05），且VIF检验排除多重共线性问题。内生性处理（以村道硬化率为工具变量）与稳健性检验（子样本分析、缩尾处理、变量替换）均支持结果可靠性。

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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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效应：中部地区（β_中部=0.896）＞西部（β_西部=0.698）＞东部（β_东部=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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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位数回归显示效应强度随产业发展水平提升而增强，但东部在高分位点出现饱和趋势。

机制检验结果：

1. 1.

   质量变革：在全国层面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占比21.7%），调节效应在东部最强（λ₃=0.302, p<0.01）；

2. 2.

   效率变革：为最主要中介路径（中介占比32.1%），调节效应在中部最显著（λ₃=0.415, p<0.01）；

3. 3.

   活力变革：在西部中介作用突出（β=0.849, p<0.01），调节效应集中于中部（λ₃=0.387, p<0.05）。

讨论

研究发现挑战了“数字红利优先东部”的传统认知，揭示中部地区因农业基础优势与数字技术融合获得最大收益。三大变革机制互补但区域侧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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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部：效率变革主导，依托高要素配置效率与价值链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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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质量与活力变革为主，依赖信息摩擦降低与创业生态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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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部：效率与活力变革的调节效应最强，反映其处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型阶段。

理论贡献在于构建了“数字赋能-三维变革-产业升级”的统一框架，突破了单因素解释局限。实践启示包括：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优化数字农业空间布局、强化质量标准体系、推动效率驱动创新与培育活力要素（人才、制度、知识产权保护）。

研究局限在于省级数据粒度不足，未充分捕捉基层差异；静态模型难以刻画动态交互；结论基于中国政策语境，普适性需跨国家验证。未来需结合微观数据、动态模型与比较研究深化机制探索。

结论

农村数字经济通过质量、效率与活力变革的系统性作用，重塑乡村产业发展逻辑。区域异质性表明政策需因地制宜：东部侧重效率升级与价值链高端化，西部强化质量信号与创业生态，中部推动效率与创新协同放大。该框架为全球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可迁移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