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使用对大学生就业焦虑的影响：社会支持的“强化悖论”与心理机制解析

本综述基于社会比较与压力应对理论，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揭示社交媒体使用（SMU）通过社会支持（SS）对就业焦虑（EA）的复杂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高频率SMU直接加剧EA，而在线支持呈现“强化悖论”——表面缓解压力实则通过社会比较和情感依赖放大焦虑。研究首次提出数字化社会支持的理论框架，为虚拟网络心理健康干预提供突破性见解，建议构建协同在线-离线支持系统并优化信息过滤机制。

　　

引言

在劳动力市场变革与社交媒体普及的双重背景下，大学生面临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本研究整合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和压力应对理论（Stress and Coping Theory），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400名中国大学生的问卷数据，系统探讨社交媒体使用、社会支持与就业焦虑间的复杂关系。

就业焦虑的核心概念与影响因素

就业焦虑指个体在求职压力下产生的担忧、紧张与不安心理状态。其影响因素包括外部因素（如社会支持）和内部因素（如心理资本）。社交媒体的普及深刻影响大学生情绪状态，大量证据表明过度或有问题的社交媒体使用（PSMU）与焦虑水平显著相关，机制涉及错失恐惧（FoMO）、被动使用与社会比较以及现实应对能力受损。社会支持在缓解压力和促进心理健康中发挥核心作用，尤其在学业压力、学习倦怠和负面情绪背景下。

社交媒体与社会支持：动态且情境依赖的关系

社交媒体本身是获取社会支持的重要渠道。主动使用可增强感知在线网络响应性，提升感知社会支持，缓解孤独感并改善生活满意度。然而，社交媒体促成的支持质量与效果具有高度复杂性和双重性。平台同时提供支持性和负面/压力诱发内容，在线互动质量直接决定其心理健康益处。在中国独特的社交媒体生态系统中，支持获取方式、质量感知和缓冲效应可能呈现独特模式。

研究假设与方法

本研究主要考察大学生就业焦虑与社交媒体使用的关系以及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假设H1认为年轻人就业焦虑与社交媒体使用呈正相关；假设H2认为社会支持在年轻人就业焦虑与社交媒体使用间起中介作用。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以社交媒体使用为自变量，就业焦虑为因变量，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性别为控制变量。

研究对象为中国大学生，根据政府公告2023年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计算最小样本量为384人。正式调查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和收集问卷，采用滚雪球方法在微信群、QQ群等在线社交平台分发，回收420份问卷，剔除答题时间过短和明显逻辑错误问题后获得400份有效样本。女性参与者占50.5%，男性占49.5%；样本包括27.00%大一学生、27.00%大二学生、21.25%大三学生和24.75%大四学生。

研究工具包括青年就业焦虑量表、社交媒体使用强度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所有量表均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评分。青年就业焦虑量表采用张玉珠2006年编制的“职业选择焦虑量表”并基于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情况改编，共10个条目，测量大学生使用社交媒体产生的焦虑水平，Cronbach’s α系数为0.71。社交媒体使用强度量表采用Ellison等2007年编制的“Facebook强度量表”（Cronbach’s α=0.83）和李潇2018年改编的“美国大学生Facebook使用量表”，Cronbach’s α系数大于0.7，共12个条目，分为三个因子。社会支持量表采用王E和王M2013年编制的“在线和离线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经过验证，共16个条目测量大学生获得的就业支持和在线支持，Cronbach’s α系数为0.869。

数据分析首先使用SPSS 27.0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检验社交媒体使用、就业焦虑和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其次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研究性别和年级在就业焦虑上的差异；最后使用Amos 28.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社会支持在社交媒体使用与就业焦虑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根据CFA因子分析的整体模型检验结果，CMIN/DF值为1.162（小于适应标准3-5），RMSEA值为0.020（小于临界值0.08），GFI、NFI、TLI、IFI和CFI均高于适应标准0.9，表明模型拟合良好。

结果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程序控制（如匿名测量和反向计分项目）缓解共同方法偏差。Harman单因素检验显示未旋转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5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单个因子最大解释方差为36.50%（低于40%阈值），表明本研究未检测到显著共同方法方差。

相关分析显示就业焦虑与使用时间相关性为0.372，与使用强度相关性为0.424，与就业支持相关性为0.513，与在线支持相关性为0.490，均呈现0.01水平显著性，表明就业焦虑与使用时间、使用强度、就业支持和在线支持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性别差异的独立样本t检验揭示显著差异。女性在就业焦虑（EA）上得分显著高于男性（M=3.637, SD=0.568 vs. M=2.45, SD=0.705; t=?18.514, p<0.001）；在线社会支持（ONS）得分显著更高（M=3.344, SD=0.874 vs. M=2.798, SD=0.812; t=?6.472, p<0.001）；离线社会支持（OFS）得分显著更高（M=3.541, SD=0.888 vs. M=2.756, SD=0.917; t=?8.702, p<0.001）；社交媒体使用强度（UI）得分显著更高（M=3.401, SD=0.884 vs. M=2.946, SD=0.851; t=?5.245, p<0.001）；使用时间（UT）得分显著更高（M=3.347, SD=0.862 vs. M=2.864, SD=0.83; t=?5.706, p<0.001）。

结构模型显示社交媒体使用（SMU）对社会支持（SS）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路径系数0.744, p<0.001），对就业焦虑（EA）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路径系数0.405, p<0.001），对使用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路径系数0.732, p<0.001）。社会支持（SS）对就业焦虑（EA）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路径系数0.267, p=0.022），对在线支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路径系数0.720, p<0.001）。模型拟合指标显示CMIN/DF值为1.162，RMSEA值为0.020，GFI、NFI、IFI、TLI和CFI均符合拟合标准，表明模型拟合良好且内部质量理想。

中介效应检验在控制性别后采用Bootstrap方法研究社会支持在社交媒体使用与就业焦虑间的中介作用。95%置信区间显示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不包含0，表明社会支持在社交媒体使用与就业焦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社交媒体使用→社会支持→就业焦虑”的中介效应成立，中介效应值为0.327，占总效应的64.232%。

讨论

本研究整合社会比较理论、压力应对理论和社会支持理论，实证检验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SMU）、社会支持（SS）与就业焦虑（EA）间的复杂关系。核心发现支持假设H1（SMU正向预测EA）并揭示一个反直觉现象：SS在SMU与EA间起正向中介作用而非传统缓冲因子（部分支持H2但效应方向相反）。此外确认显著性别差异，女学生报告更高EA、SS和SMU水平。

社交媒体使用：就业焦虑的放大器

研究证实SMU对EA具有显著直接正向效应（β=0.405, p<0.001），强力支持假设H1。核心机制在于社交媒体平台的固有特征：持续暴露于他人的求职成功和精心策划的“完美”职业轨迹容易触发上行社会比较，导致相对剥夺和自我怀疑。同时，信息过载和错失恐惧（FoMO）耗尽认知资源，加剧不确定性和焦虑。被动浏览模式尤其有害，放大比较压力同时削弱真实社会连接。在中国背景下，微信朋友圈和小红书等以紧密“熟人社交网络”和“精心自我呈现”为特征的平台可能使这种比较压力更直接和尖锐。

“放大悖论”：社会支持的双刃剑与中介反转

本研究核心理论贡献在于揭示SMU-EA关系中社会支持的“放大悖论”。与假设H2（SS作为缓冲剂）相反，我们观察到：SMU显著正向预测SS（β=0.744, p<0.001）：确认社交媒体是学生获取社会支持（尤其在线）的关键渠道，验证其连接价值。SS显著正向预测EA（β=0.267, p=0.022）：关键反转。更高感知SS与更高EA相关。SS在SMU与EA间发挥显著正向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效应=0.327, 占44.672%）：SMU不仅直接加剧EA，还通过提升SS水平间接强化它。

为何支持放大焦虑？结合理论与发现，我们提出以下机制：“压力性支持”与隐性期望：在中国高集体主义文化中，社会支持（尤其来自家庭和强关系网络）常携带对“成功就业”的高期望。感知支持可能转化为回报压力，内化僵化成功标准。这使支持从缓冲剂变为压力源。同质化支持与升级比较：在以求职同龄人为主的平台上，支持内容常围绕共享焦虑同质化。这种“群体宣泄”或“信息共享”无意中强化对就业挑战的集体感知，放大其严重性并触发竞争比较，从而提升集体焦虑。在线支持质量与效能：社交媒体支持可能涉及信息过载、表面鼓励或竞争性内容。其深度、连续性和情感真实性常落后于高质量离线支持。当感知为无效或肤浅时，支持可能通过上行比较诱发挫败感或自我怀疑。支持作为压力提醒：频繁接触求职相关支持可能不断重新激活压力性求职情境意识，阻碍心理脱离并维持高焦虑。

显著性别差异：社会文化视角

研究确认显著性别差异。女学生报告更高EA、SS水平和SMU强度/持续时间。这符合先前发现，突出女性对就业压力的更高脆弱性。整合中国社会文化背景：就业焦虑差异反映中国劳动力市场持续结构性性别不平等，如某些行业性别偏好、工资差距和职业晋升“玻璃天花板”，社交媒体可能通过提升这些系统性不公平的感知和讨论放大女性求职者的心理挑战。同时，女性更高社会支持寻求/提供和社交媒体使用强度源于文化强化的性别化沟通模式和角色期望，因女性被社会鼓励优先情绪表达、关系维护和社会连接，驱动积极使用微信和小红书等平台进行信息交换、情绪宣泄和网络构建。然而，女性中更高社会支持与就业焦虑的共存突出该群体内“放大悖论”，强调接收支持的双刃性——如家庭期望嵌入文化特异性压力源——以及需检视结构性压力（包括职场歧视和社会规范）如何与数字行为交互塑造其心理健康结果。

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承认几个需关注的局限性。首先，横截面设计限制因果推断，因社交媒体使用（SMU）、社会支持（SS）和就业焦虑（EA）间的时间关系无法建立。建议未来纵向研究验证这些动态。其次，依赖自报告问卷引入社会期望偏差和反应失真风险。结合客观指标与实验方法可增强效度。第三，虽程序措施缓解共同方法方差（CMV），Harman单因素检验确认无严重CMV（最大因子解释36.5%方差，低于40%阈值），但残余CMV效应不能完全排除，需未来工作高级控制。此外，关注SMU频率和在线SS忽略细微维度，如平台特异性内容或支持质量方面。探索心理韧性或自我效能等变量作为中介可 refine对EA机制的理解。最后，样本文化特异性（中国大学）限制普适性，强调需跨文化比较。

结论

本研究揭示社交媒体使用、在线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就业焦虑间的微妙 interplay。高频率社交媒体使用与就业焦虑正相关，而在线社会支持矛盾地放大这种关系——与其传统减压角色相反——可能源于上行社会比较和精心策划在线叙事压力。性别和年级差异进一步突出需情境特异性干预，尽管这些差异值得更深探索。理论上，这些发现挑战在线支持普遍缓解焦虑的假设，整合社会比较理论解释数字互动如何无意中提升压力。实践上，大学应优先数字素养项目帮助学生批判性评估在线内容，而家庭和政策制定者必须培育离线支持系统平衡社交媒体不利影响。预防SMA项目必须聚焦倾向特质如AATT、社交焦虑、分别未满足归属需求，以及促进发起和维持 reward 社会关系能力。未来研究应采用纵向设计建立因果关系并探索文化变异，以及中介因子如自我效能或韧性，以精炼靶向心理健康策略。本研究横截面设计和有限人口范围强调更广机制调查重要性，为青年职业发展可扩展干预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