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工作者互助实践的多维探索：基于温哥华社区队列的数字与线下支持网络研究（2020-2024）

本研究针对刑事定罪与污名化背景下性工作者健康支持体系缺失的问题，通过社区队列研究分析了性工作者参与数字与线下互助（mutual aid）的模式及其与结构性因素的关系。结果显示，65.7%的参与者近期参与过互助活动，其中线下互助（58%）更普遍，且与暴力经历、正规室内工作环境正相关；数字互助（37.2%）则因监禁经历等因素受限。研究强调了互助模式对性工作者职业健康的重要性，并为推动性工作非罪化、数字工具民主化及公共卫生政策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

　　

在结构性排斥与系统性暴力的交织下，性工作者长期面临健康服务可及性不足、职业安全风险高以及社会支持网络断裂等多重挑战。刑事定罪（criminalization）与污名化（stigmatization）不仅限制了性工作者获得正规医疗资源的机会，还加剧了其职业环境的不稳定性。在这一背景下，互助（mutual aid）作为基于直接行动、非等级协作和团结原则的草根支持实践，成为性工作者社区应对结构性排斥的重要策略。然而，尽管互助在性工作者社区中具有悠久历史，尤其是COVID-19大流行期间其作用尤为凸显，但公共卫生研究却鲜少关注性工作者对互助的参与模式，尤其是数字互助（digital mutual aid）与线下互助（on-the-ground mutual aid）的差异及其与职业健康的关系。

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由Jennie Pearson、Kate Shannon、Andrea Krüsi、Charlie Zhou和Shira M. Goldenberg组成的研究团队，基于加拿大温哥华大都会区的社区前瞻性队列“性工作者健康可及性评估（AESHA）”（2010-2024），开展了为期四年的纵向研究。该研究旨在分析性工作者参与互助的模式，并探讨其与结构性因素（如暴力经历、工作环境、监禁史等）的关联，从而为促进性工作者职业健康与政策改革提供实证依据。论文发表于《Social Science 》期刊。

研究主要依托社区参与的队列设计，采用时间地点抽样法（time-location sampling）招募参与者，并通过半年度随访收集数据。关键方法包括：基于REDCap电子数据捕获工具的结构化问卷访谈，变量涵盖互助参与、职业环境、结构性因素（如种族化、移民身份、监禁史）及健康结局；统计分析采用广义估计方程（GEE）处理重复测量数据，以评估互助模式与各因素的关联；互助变量分为数字互助（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聊天应用等工具的资源共享与同伴支持）和线下互助（面对面协助、安全策略协作及不良日期报告系统）。队列来源为温哥华大都会区的室外、室内及在线 solicitation 场所工作的性工作者，基线纳入标准包括年龄14岁以上、过去一个月内从事性工作、自我认同为女性/ femme，并知情同意。

研究结果

宏观与结构性特征

在376名参与者中，47.6%为原住民，16.0%为黑人/有色人种女性（Women of Colour），26.9%报告少数性取向（如双性恋、酷儿），9.3%为跨性别女性。经济层面，77.7%经历近期住房不稳定，56.7%面临食品不安全；社区与工作环境中，21.1%主要在室外或公共空间工作，19.2%报告近期身体/性暴力经历。

互助参与模式

总体互助参与率为65.7%，其中线下互助（58%）较数字互助（37.2%）更为普遍。线下互助的最常见形式是提供同伴协助（21.9%），而数字互助则以在线连接其他性工作者（11.6%）为主。多变量分析显示，线下互助与正规室内工作环境（aOR 6.69, 95% CI 1.93–23.21）、性工作专属服务使用（aOR 3.27, 95% CI 2.08–5.13）及暴力经历（aOR 1.72, 95% CI 1.12–2.67）显著正相关；数字互助则与监禁史负相关（aOR 0.47, 95% CI 0.24–0.92），突显数字鸿沟的结构性根源。

职业健康与互助的关联

参与互助的性工作者更可能报告职业满意度（56.1% vs. 47.6%）和定期互联网访问（74.9% vs. 61.7%），但数字互助的参与率在在线招揽客户者中更高（34.2% vs. 10.8%），表明工作方式与互助模式紧密交互。此外，经济不稳定（如住房不安全、缺乏银行账户）并未显著降低互助参与，提示互助作为替代支持系统的韧性。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首次通过量化数据证实，互助是性工作者在结构性排斥背景下维持职业健康与安全的核心策略。线下互助的普及性与工作环境、社区服务及暴力经历的关联，反映了共享空间与信任关系在草根支持中的关键作用；而数字互助的受限则揭示了刑事定罪与数字 surveillance 如何加剧边缘化群体的资源不平等。这些发现强调，当前“不关怀系统”（uncaring systems）——如警务监控、网络审查（如FOSTA/SESTA政策）及经济排斥——不仅无法提供基本保障，反而阻碍了互助网络的扩展。

研究意义深远：一方面，它为性工作非罪化（decriminalization）提供了紧迫的实证支持，呼吁终止刑事定罪政策以促进协作工作环境与社区服务可及性；另一方面，它倡导数字工具民主化，如普及互联网接入、废除针对性工作的在线限制，并推动公共卫生体系吸纳互助原则，从草根社区学习中重构关怀模型。未来研究需深化对互助模式与健康结局的因果推断，并探索数字 surveillance 对性工作者安全的具体影响。最终，本研究不仅为性工作者权益运动提供了学术声援，也为构建包容性公共卫生框架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