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体内CAR-T细胞疗法：基于细胞的肿瘤免疫治疗新突破

本综述系统探讨了体内CAR-T细胞疗法的最新进展，重点分析了其相较于传统体外（ex vivo）方法的优势（如简化制备流程、降低成本）及挑战（包括载体安全性、T细胞持久性及实体瘤微环境抑制）。文章详细介绍了病毒载体（慢病毒/AAV）与非病毒载体（LNP/聚合物纳米颗粒）的创新设计，并展望了多组学与人工智能在精准治疗中的应用前景。

　　

主要屏障：体外CAR-T细胞疗法的局限性

传统体外CAR-T疗法需从患者外周血分离T细胞，通过病毒或非病毒载体导入CAR基因，经体外扩增后回输体内。虽在血液肿瘤（如B细胞白血病、淋巴瘤）中成效显著，但其制备流程复杂、成本高昂、周期长达数周，且可能引发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或神经毒性。此外，肿瘤细胞可通过下调靶抗原（如CD19）逃避免疫识别，而异体T细胞可能引发宿主免疫排斥反应。

体内CAR-T细胞的生成机制

体内CAR-T技术通过靶向递送系统（如工程化病毒载体、脂质纳米颗粒LNP）直接将CAR基因导入患者体内T细胞，规避了体外操作的复杂性。该策略可实现CAR-T细胞的原位生成，并通过精准调控增强其抗肿瘤功能。例如，腺相关病毒（AAV）载体在小鼠白血病模型中成功诱导CAR-T细胞生成并清除癌细胞，且未引起显著系统性毒性。

病毒载体：慢病毒与AAV的核心作用

慢病毒载体可通过伪型化改造（如采用抗CD3 scFv替换VSV-G包膜蛋白）特异性靶向T细胞，实现CAR基因的基因组整合与长期表达。AAV载体则以其低免疫性、高转导效率及 episome 稳定性见长，经衣壳改造后可显著提升T细胞转导效率。研究显示，AAV-DJ嵌合载体在人类白血病小鼠模型中成功生成CD4-CAR-T细胞并抑制肿瘤生长。

非病毒载体：LNP与聚合物纳米颗粒的创新

脂质纳米颗粒（LNP）可封装mRNA，通过pH敏感的内体逃逸机制释放至细胞质，实现CAR的瞬时表达，降低CRS风险。例如，靶向CD5的LNP携带FAP特异性CAR mRNA，显著改善心衰小鼠的心脏纤维化。聚合物纳米颗粒（如PβAE）则通过静电结合核酸，增强载体定制性与递送效率。此外，外泌体平台通过展示抗CD3/CD28 scFv并封装CAR mRNA，模拟CAR-T功能，展现潜在治疗价值。

研究进展与临床转化

Umoja Biopharma开发的VivoVec平台利用慢病毒载体表面展示抗CD3 scFv，在人或非人灵长类模型中成功诱导B细胞清除且安全性良好。首项临床研究报道，ESO-T01（慢病毒载体介导的体内CAR-T疗法）在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达成完全或部分缓解。针对实体瘤的挑战，可注射淋巴结样支架（MASTER）或病毒样颗粒（VLP）系统通过局部递送促进CAR-T扩增，改善肿瘤微环境渗透性。

核心挑战：安全性、持久性与实体瘤屏障

病毒载体存在插入突变风险，可能引发致癌或免疫反应；非病毒载体则面临降解稳定性差、靶向效率低等问题。T细胞耗竭可通过共刺激分子（如CD28/4-1BB）或基因编辑（CRISPR/Cas9）技术缓解。实体瘤的免疫抑制微环境（如Treg细胞、MDSC分泌TGF-β/IL-10）及细胞外基质屏障（如肝癌中的透明质酸）严重制约CAR-T疗效。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PD-1抗体）或肠道菌群调控策略可望突破此类局限。

结论与展望

体内CAR-T疗法通过创新递送系统与基因编辑技术，显著提升治疗可及性与安全性。其在血液肿瘤中的临床成效及实体瘤中的突破性尝试（如局部递送、多靶点CAR设计）预示广阔应用前景。未来需进一步优化载体安全性、克服肿瘤微环境抑制，并通过多组学与人工智能实现精准个体化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