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新生心理健康服务使用障碍与应对策略：U-Flourish研究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通过U-Flourish项目对牛津大学443名存在未满足心理健康需求的大一新生开展调查，发现态度性障碍（如问题最小化、沟通困难）、实用性障碍（如求助途径不明、时间限制）及污名化相关障碍（如羞耻感、害怕被视作脆弱）显著降低学生使用校园心理健康服务的概率（OR值0.46-0.66）。研究强调通过提升心理健康素养和优化服务路径可改善高危学生群体的支持获取。

　　

研究背景与意义

大学过渡期是学生心理健康风险高发阶段，约35%的大一新生存在显著焦虑抑郁症状，超过25%经历心理困扰。然而研究表明仅有不足25%存在需求的学生实际获得专业支持。这种服务使用缺口最初被归因于服务容量不足，但新证据表明即使服务可用，许多学生仍因多重感知障碍而未能获取帮助。延迟干预可能导致心理社会功能恶化及疾病慢性化，因此识别阻碍学生求助的具体因素成为优化校园心理健康体系的关键。

研究设计与方法

U-Flourish项目采用纵向双年度调查设计，覆盖牛津大学2019-2022级首批本科生群体。本研究聚焦443名在随访调查中明确承认存在未满足心理健康需求的完整数据受访者（占基线样本46%）。通过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九项感知障碍（采用障碍检查表BCC评估态度性与实用性障碍，BACE-3污名子量表评估 stigma 相关障碍）与校园心理健康服务使用间的关联。模型校正年龄、性别、少数族裔身份、队列年份及PHQ-9/GAD-7评分。针对筛查阳性群体（PHQ-9或GAD-7≥10分）开展亚组分析。

核心发现

障碍分布特征

最常报告的态度障碍包括“希望独立解决问题”（79.2%）、“认为问题会自行消失”（65.7%）；

主要实用性障碍为“不确定如何获取帮助”（41.1%）；

污名相关障碍中“担心被视作脆弱”（56.9%）和“感到羞耻”（49.4%）最为突出。

障碍与服务使用的关联

态度维度中，“认为问题不严重”（OR=0.64, 95%CI=0.42–0.98）与“难以讨论个人问题”（OR=0.59, 95%CI=0.38–0.91）显著降低服务使用概率，后者在筛查阳性群体中效应更强（OR=0.49）；

实用性维度，“不知如何获取帮助”（OR=0.64）和“时间限制”（OR=0.66）呈现显著负向关联，在筛查阳性群体中OR值进一步降至0.46-0.47；

污名维度，“感到羞耻”（OR=0.63）、“担心显脆弱”（OR=0.65）及“在意朋友看法”（OR=0.58）均显示显著阻碍作用。

症状严重度与障碍感知

抑郁症状加重（PHQ-9评分升高）与“难以讨论问题”障碍呈正相关（OR=1.06）；

焦虑症状（GAD-7评分）与“时间限制”障碍显著关联（OR=1.06）；

既往治疗经历对三大核心障碍的感知无显著影响。

实践启示与建议

研究发现凸显心理健康素养的核心作用——学生对症状严重性的误判及沟通困难直接影响求助行为，而抑郁症状可能加剧情感表达障碍。需将心理健康教育整合至课程体系，通过症状识别训练、沟通技能培养降低态度障碍。针对实用性障碍，应简化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中央化分流机制，如美国某高校推行的主动筛查与分流项目所示范。时间障碍需通过弹性预约制度与学术日程协调加以解决。污名应对策略宜结合同伴主导干预（如香港研究显示的求助行为提升）和接触式教育（与经历者互动），其在筛查阳性群体中影响减弱提示严重症状可能超越 stigma 顾虑。

研究局限与展望

横断面设计限制因果推断，COVID-19期间服务可及性变化可能混淆结果（2019级服务使用率达75%，2020级降至46.5%）。性别多样性样本缺失及牛津特殊学制背景限制结论普适性。未来需开展纵向研究追踪障碍动态变化，并扩大样本包容性。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聚焦于已识别需求未满足群体，未识别需求的障碍机制仍需深入探索。

结论

大学心理健康服务需实现三重转型：通过素养教育破除认知障碍，通过路径优化降低程序障碍，通过文化建设消解污名障碍。针对高危群体（筛查阳性者）强化针对性引导，最终建立能够响应学生差异化需求的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