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锻炼对女大学生特质正念水平的影响：手机成瘾的中介作用及心理健康促进机制

本综述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体育锻炼对女大学生特质正念（MAAS）水平的直接影响及手机成瘾（MPATS）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体育锻炼能显著提升正念水平（β=0.123, p<0.001），并通过降低手机成瘾倾向（β=-0.086）间接增强正念（间接效应占比35.77%）。研究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使用PARS-3、MAAS和MPATS量表对554名女大学生进行评估，为高校设计"运动+正念"干预方案提供了实证依据，对改善数字时代青年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研究背景

近年来社会变革导致个人主义上升，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逐渐边缘化，使个体在自我实现过程中面临更多压力与焦虑。女大学生尤其容易出现睡眠障碍、神经衰弱、人际敏感、抑郁和焦虑等情绪问题。数字化生活的高渗透性，特别是移动应用在学习和社交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社会文化中对"即时回应"的隐性需求，促使个体为维持人际关系而频繁查看手机，强化对移动设备的日常依赖，间接增加成瘾风险。截至2023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平均每周上网时间29.1小时，99.8%用户通过智能手机上网。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已成为女大学生日常生活的核心部分，不仅改变其生活方式，更影响其心理健康。手机成瘾不仅会引发焦虑、削弱自控力、导致注意力分散和降低睡眠质量，还会造成不安全感和现实社交回避。此外，长期沉浸于智能手机可能导致年轻人失去生活目标和自我价值感，缺乏追求生命意义的动力。

正念起源于佛教，在现代语境中宗教内涵已被弱化，主要指对当下体验的觉察和接纳，包含觉知、注意和记忆三个方面。特质正念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区别于短暂的正念状态，强调个体长期自我调节注意力和关注个人体验的能力。当代社会强调效率和即时满足的文化氛围深刻影响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快节奏生活方式使人们长期处于高速运转状态，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不断向大脑涌入大量碎片化信息，使其保持过度兴奋状态，难以维持深度专注。同时，激烈的社会竞争环境促使人们不断将注意力导向未来目标或外部评价体系而非当前内在体验。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一种向外索求而非向内感知的认知倾向，客观弱化了培养正念所需的核心品质，如专注力、自我意识和接纳能力。正念被认为是增强情绪调节和心理健康的有效工具。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正念水平较高的个体具有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更强的心理韧性和更低的感知压力。当个体面临过度压力时，可能会出现自杀念头，而正念通过增强生命力间接影响自杀意念。

作为重要的健康促进行为，体育锻炼已被广泛证明对心理健康具有积极作用。鉴于体育锻炼中采用的注意模式和态度与正念的核心原则高度一致，将特质正念作为研究运动心理效应新视角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揭示，运动可通过刺激内啡肽等神经递质分泌直接改善情绪体验，同时运动过程中的专注状态有助于培养个体注意力并增强自我效能感，还能通过延长运动时间改善心理健康。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探索体育锻炼与正念的关系，例如长期进行有氧运动的大学生表现出更高的特质正念水平，而在正念水平较低的学生中，自控力和睡眠质量的改善更为显著。基于此证据，本研究提出体育锻炼可通过增强专注力、改善情绪状态从而提高女大学生的特质正念水平。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从福建省5所高校（福州大学、三明学院、华侨大学、集美大学和闽南师范大学）选取样本。在分层整群设计中，分层依据为年级（从大一到大四），整群单元为自然教学班。每个年级随机抽取两个班级进行问卷调查，一年级比例31%，二年级26.9%，三年级22.4%，四年级19.1%。平均年龄21.09岁（SD=1.03）。

问卷采用现场发放方式，参与者年龄范围19-25岁。所有参与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意数据匿名化并仅用于学术研究。为减少参与者疲劳和理解错误，问卷内容按逻辑顺序排列，设计力求简洁清晰。研究人员现场提供指导并回答问题，同时强调问卷的匿名性和自愿参与原则。共发放560份问卷，经过严格验证（包括检查异常回答模式、逻辑矛盾、异常填写时间和关键项目缺失），剔除6份无效问卷，最终获得554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98.93%。

本研究使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得分高于48分作为智能手机成瘾判定标准。MPATS临界值（>48）专门针对中国大学生在量表原始开发中得到验证，显示区分成瘾与非成瘾手机使用的敏感性82%和特异性79%。该临界值符合中国本科生手机使用的社会文化规范，支持其在本研究中的适用性。

研究严格遵循伦理准则，所有参与者在完成问卷前签署知情同意书。数据收集过程中，参与者信息严格匿名化以确保保密性，数据仅用于本研究分析。研究团队承诺确保数据安全并遵守伦理标准。原始数据收集的伦理批准由华侨大学医学院伦理审查委员会授予（批准号M2025004）。

测量工具

体育锻炼等级量表（PARS-3）用于评估参与者的身体活动水平。该测量通过运动强度、运动时间和运动频率三个方面计算运动量，采用标准化计算公式：运动量指数＝强度×（时间－1）×频率，获得综合运动量指标，符合我们量化女大学生整体身体活动的目标。得分从低到高分为3类：低运动量（0-19分）；中等运动量（20-42分）；高运动量（43-100分）。该量表在中国大学生中广泛使用，确保文化适用性。本研究内部一致性信度（α=0.78）得到确认。

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采用Brown和Ryan（2003）开发的中文版本，经过跨文化适应后已在中国人群的正念研究中被广泛引用。量表采用6点李克特量表（1=非常同意，6=非常不同意），总分90分，得分越高表示正念水平越高。本研究内部一致性信度（α=0.78）得到确认。

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采用中国学者Xiong等（2012）开发的量表。该量表分为四个维度：突显行为、社交安慰、戒断症状和心境改变，评估手机成瘾严重程度。得分越高表示成瘾倾向越强。量表总体Cronbach's α为0.89，四个维度的系数分别为0.77、0.74、0.81和0.76，均处于可接受范围，证实量表适用于本研究。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26.0版）进行数据分析。常用方法包括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在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包括中介分析）前，对回归假设进行检验，如连续变量的正态性（通过偏度和峰度评估）和多重共线性（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IF评估）。结果均满足分析要求。为分析手机成瘾的中介效应，本研究使用Hayes团队开发的PROCESS宏程序中的Model 4，采用Bootstrap重抽样方法计算5000次重抽样数据，获得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且该95%置信区间不包含0。

研究结果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对数据进行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显示三个共同因子特征值>1，最大共同因子解释率为23.03%，低于40%临界标准，表明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此外，对共同潜因子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显示模型拟合没有显著改善（χ²/df=4.023，RMSEA=0.036，CFI=0.929，TLI=0.912，IFI=0.891）。总体模型拟合优度合理。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女大学生体育锻炼、特质正念和手机成瘾的描述性统计显示：体育锻炼方面，女大学生平均得分16.04分（SD=15.92），整体运动量较低。其中398名学生（71.8%）处于低身体活动状态，109名学生（19.7%）具有中等身体活动，仅47名学生（8.5%）处于高强度体育锻炼状态。特质正念方面，女大学生特质正念水平平均得分53.79（SD=11.45），表明该群体正念水平处于中等，但存在显著个体差异。手机成瘾方面，女大学生平均得分47.93分（SD=9.76）。其中307名女大学生（55.4%）无手机成瘾倾向，247名女大学生（44.6%）具有手机成瘾倾向。

运动类型的亚组分析显示正念和手机成瘾存在显著差异：身心运动（如瑜伽、太极）与最高正念得分（60.25±9.66）和最低手机成瘾（42.27±8.48）相关，其次是有氧运动（正念：55.23±10.09；成瘾：47.54±8.39）。团队运动（如篮球）正念得分较低（48.00±11.16）但成瘾减少效果中等（51.90±10.04）。统计检验证实这些差异（正念：F=21.86，p<0.001；成瘾：F=17.15，p<0.001），效应量较大（η²=0.13和0.11）。

人口学变量与体育锻炼、特质正念和手机成瘾的差异检验

为探讨不同人口特征（如年级、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等）在体育锻炼、特质专注能力和手机成瘾方面的差异，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人口变量与核心研究变量的关系，并对显著组计算Cohen's d以解释其实际意义。结果显示不同生源地、不同专业学生在体育锻炼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城镇女大学生运动量高于农村女大学生（p<0.01，d=0.17）。理科专业女大学生手机成瘾显著高于文科专业女大学生（p<0.001，d=0.34）。不同家庭状况和不同恋爱状况学生在手机成瘾倾向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独生子女女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显著高于恋爱中的女大学生（p<0.001，d=0.40）；恋爱中的女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显著低于单身女大学生（p<0.001，d=0.48）。对过去3个月最常参与的运动类型进行差异分析显示，参与身心运动的女大学生手机成瘾得分最低（其次是有氧、力量/技巧、休闲和对抗性运动），特质正念得分最高（其次是有氧、力量/技巧、休闲和对抗性运动）。对于运动类别，正念的显著差异（p<0.001）与中等效应量相关（Cohen's f=0.39，η²=0.13），表明运动类型解释了正念水平方差的相当大部分。

研究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本节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以控制变量（年龄、居住地、专业、是否独生子女和恋爱状况）全面探讨三个变量间的关联。结果显示女大学生体育锻炼与特质正念呈显著正相关（p<0.01）。此外，体育锻炼与手机成瘾所有维度均呈显著负相关（p<0.01）。而且，手机成瘾所有维度与特质正念均呈显著负相关（p<0.01）。这意味着较高的特质正念水平与较低的手机成瘾水平及其各维度相关。因此，女大学生较高的总运动量与较大的特质正念和减少的手机成瘾各维度相关。

手机成瘾的中介效应检验

基于先前假设，将体育锻炼指定为自变量，特质正念为因变量。年龄、居住地、专业和恋爱状况作为协变量，手机成瘾作为中介变量。所有回归模型的残差均进行正态性检验，统计检验和图形检查结果显示残差分布基本符合正态性假设。Process逐步回归分析法结果显示：在模型1中，女大学生体育锻炼显著正向预测特质正念（β=0.123，t=4.060，p<0.001），表明总效应显著。在模型2检验中，体育锻炼对手机成瘾有显著负向影响（β=-0.086，t=-3.320，p<0.01）。在第三个模型中纳入中介变量手机成瘾后，体育锻炼对特质正念的预测作用仍然显著（β=0.078，t=2.861，p<0.01）。此外，手机成瘾能显著负向预测特质正念（β=-0.515，t=-11.546，p<0.001）。具体而言，体育锻炼每增加1分，正念水平增加0.123分；同时，智能手机成瘾水平降低0.086分。智能手机成瘾水平每降低1分，正念水平增加0.515分。换言之，运动减少智能手机成瘾并进一步提高正念水平。根据Hayes（2013）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标准，手机成瘾在体育锻炼对女大学生特质正念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采用Bootstrap分析检验手机成瘾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体育锻炼→特质正念的直接路径效应值为0.078，其95%置信区间[0.025，0.132]不包含0，表明该路径效应显著，即体育锻炼能直接影响女大学生的特质正念水平。体育锻炼→手机成瘾→特质正念的间接路径效应值为0.044，其95%置信区间[0.019，0.073]不包含0，表明该路径也显著。这表明体育锻炼可直接提高女大学生的特质正念水平，也能通过缓解其手机成瘾倾向间接影响其特质正念。手机成瘾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5.77%，起部分中介作用。

将手机成瘾问卷的四个维度纳入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更具体分析。结果显示戒断症状在体育锻炼与特质正念间的中介效应无统计学意义。突显行为、社交安慰和心境改变的部分中介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突显行为的效应值最高，为0.032，社交安慰的中介效应值为0.010，心境改变为0.011。三者的中介效应比例分别为18.70%、8.13%和8.94%。基于以上结果，构建了中介效应模型图。

讨论

体育锻炼与女大学生正念水平的关系显著，结果表明体育锻炼能显著增强女大学生的特质正念水平（β=0.123，p<0.001），验证了H1。这一发现支持了体育锻炼在促进心理健康方面的积极作用，与既往研究一致。体育锻炼可通过改善正念水平影响大学生的心理素质。体育锻炼对女大学生正念水平的积极影响可能具有多重机制。

从运动心理学角度，运动过程中的专注状态与正念中的"注意控制"高度一致。长期规律的体育锻炼过程中，有助于个体培养观察当前体验的能力，这与正念的"不评判"和"接纳"等特征一致。从神经生物学角度，体育锻炼可刺激内啡肽、多巴胺等多种神经递质分泌，增加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浓度。内啡肽可诱发愉悦感，缓解压力焦虑，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从而增强自我意识和冲动控制。多巴胺与注意力、记忆和恐惧等认知功能密切相关，其分泌增加有助于维持高度专注。基于前述神经生物学关联和现有文献，可作出推测性解释：女大学生在体育锻炼后更容易进入专注平静状态，增强对当前情绪的感知，降低手机成瘾倾向，提高正念水平。从心理学角度，体育锻炼为女大学生专注于身体活动提供了情境，可视为"移动的正念训练"。例如，运动类型对正念和手机成瘾的差异效应可归因于其独特的注意力需求特征。强调内部感知的运动类型（如太极、瑜伽）更可能促进正念提升，这类运动要求注意力集中于呼吸节奏和身体感觉，可有效培养专注力和觉察力，减少分心和干扰。有氧运动（如慢跑）涉及对生理状态（如心率和步速）的持续关注，促进对当下的持续投入，进而增强正念。相比之下，团队运动（如篮球、足球）强调社会互动和策略协调，将注意力向外导向，虽然可能通过满足社交需求减少成瘾，但其对内部觉察的关注有限，限制了培养正念的效果。这些发现表明定制化干预的潜力：身心运动和有氧运动对增强正念可能特别有效，而团队运动可作为通过社交参与解决成瘾的补充选择。研究表明生理和心理过程间存在相互作用。结合刺激和冥想技术效应的行为不仅影响稳态功能和免疫反应，还在分子水平影响内源性大麻素和内啡肽的释放，对改善情绪具有特别明显的作用。Sala等进行的一项随机试点研究发现，参与基于正念的身体活动干预的参与者相比单独练习正念或身体活动的参与者，在情绪调节和压力减轻方面表现出更大改善。这种协同效应归因于身体运动的整合，通过节奏性参与增强注意力聚焦，以及正念培养对当下体验的非评判性觉察。类似地，Balciuniene等证明基于教育和正念的身体活动计划显著促进女学生积极身体意象并减少焦虑，优于单模式干预。此外，Fabian等强调组合干预（尽管聚焦于认知刺激和Omega-3脂肪酸以及运动）可诱导与情绪调节相关脑区的神经可塑性变化，为组合方法在改善心理健康结果（包括减少如智能手机过度使用等成瘾行为）方面的卓越功效提供神经生物学基础。因此，体育锻炼可能通过一系列反应促进女大学生正念水平的提升，帮助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冷静地面对各种压力源和负面情绪。

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手机成瘾在体育锻炼与大学生积极正念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体育锻炼可负向预测女大学生手机成瘾（H2a），手机成瘾可负向预测女大学生积极正念（H2b）。因此，H2得到支持。手机成瘾对体育锻炼和特质正念的间接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β=0.078，95%CI不包含0）。需注意该效应值处于相对较小范围，提示该中介路径在当前样本中的实际影响强度有限。从实践角度，这种小效应可能与研究群体特征有关，如前所述，71.8%参与者身体活动水平较低，有限的行为变异可能压缩了效应的表现空间。尽管如此，该结果仍为理解三者关系提供了初步线索。临床上，这表明基于运动的正念干预可能需要将减少智能手机成瘾与其他策略（如正念训练）结合以实现有意义改变。未来研究应聚焦于识别效应量可能增加的条件，如成瘾水平较高的人群，以增强这些发现的临床效用。在手机成瘾的各维度中，戒断症状（WS）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与突显行为（SB）、社交安慰（SS）和情绪变化（MC）的显著中介作用形成对比。突显行为18.70%的中介比例提示针对手机使用中"注意力占据"的干预（如运动中的注意力训练）可能是改善正念的高效切入点。同时，心境改变（8.94%）和社交安慰（8.13%）的效应表明运动对情绪调节和现实社交的促进虽间接但不可或缺，可作为辅助干预方向。这种差异可能源于戒断症状（如不使用手机时的焦虑和烦躁）的独特性质，其与神经适应相关，大脑已习惯连续手机刺激，当手机使用中断时会引起身体不适。虽然体育锻炼有助于心理自我调节，但其对这种神经生物学依赖的直接影响有限，无法直接抵消与戒断相关的生理渴求。相反，突显行为（将手机置于日常活动之上）、社交安慰（使用手机缓解孤独感）和情绪变化（依赖手机调节情绪）主要属于心理层面。体育锻炼通过以下方式作用于这些维度：（1）通过增强运动过程中的专注力减少对手机的偏好；（2）通过团体运动中的面对面互动满足社交需求（减少对手机社交的依赖）；（3）通过释放内啡肽改善情绪调节（降低通过手机管理情绪的需求）。这些心理机制更容易受到体育锻炼的影响。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女大学生由于运动占据大量时间和精力，减少了对手机的依赖。体育锻炼带来的社会互动和团队合作体验满足了女大学生的社交需求，防止她们过度依赖手机寻求社交满足。研究发现积极正念可通过减少社交焦虑缓解手机成瘾。手机成瘾对女大学生积极正念水平有负面影响。长期沉迷手机会导致注意力分散和思维碎片化，使女大学生难以专注于感知当前情绪和环境变化，从而降低其正念水平。手机成瘾还可能造成社交孤立，使女大学生忽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情感体验，进一步削弱其观察自身和周围世界的能力。为此，在高校实施组合运动和正念计划具有一定可行性：高校普遍重视学生健康，现有健康中心能够利用其资源开展活动；学生对身心运动有内在兴趣，数字工具有助于大规模推广。然而挑战依然存在，如学生日程紧张，指导教师需要兼具运动科学和正念专业知识，以及部分学生对正念的认知偏差。这些可通过提供短模块化课程、加强教师培训、将计划与学业改善联系、在特定群体中先试点后逐步推广以及使用激励措施来解决。

尽管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仍应认识到几个局限性。本研究中女大学生的体育锻炼大多处于低强度状态，样本量和范围不够广泛。抽样范围和人口特异性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适性。这种情况限制了体育锻炼在增强正念水平方面的潜在益处。低强度体育锻炼可能无法充分刺激神经递质分泌，难以提供足够的专注力训练和自我效能提升机会。本研究通过横截面数据发现体育锻炼可通过减少手机成瘾间接改善特质正念，为理解三个变量间的关系提供了相关证据。但应明确说明，横截面设计只能反映变量的共现性，无法确定"体育锻炼→手机成瘾→特质正念"路径的因果方向。例如可能存在反向路径（如高正念个体更可能坚持运动和减少手机使用）或所有三个变量可能受共同潜在因素（如自律性）影响。这种设计局限性使得当前结论更适合解释"相关模式"而非"因果机制"。此外，作为自评量表，在评估体育锻炼、手机成瘾和正念水平时可能存在报告偏差风险，包括社会期望偏差（参与者可能为符合社会期望而报告更高成瘾倾向）和回忆偏差（参与者可能无法准确回忆手机使用行为）。这些因素可能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尽管PARS-3量表在中国大学生中广泛使用且具有良好的文化适应性，但可能未涵盖身体活动的所有维度，如运动类型和环境未考虑在内。研究也缺乏对可能影响正念或手机成瘾的心理和社会环境因素的探索。例如，自控能力和情绪调节策略等个体特质可能与正念水平相互作用，从而影响手机使用行为。此外，家庭教养方式、同伴群体的手机使用规范以及高校运动设施的可及性，所有这些都可能间接塑造行为习惯，从而影响三者间的相互关系。另外，手机成瘾并非孤立的数字行为，它可能与其他数字行为（如社交媒体使用、在线学习和电子阅读）存在复杂相互作用。适度的社交媒体互动可能缓解孤独感并间接减少补偿性手机使用，而过度依赖在线学习工具可能模糊工作与休闲的界限，从而加剧成瘾倾向。这些未考虑的因素表明当前模型在解释变量间关系方面仍存在局限性。

基于此，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改进：进行多时间点纵向研究追踪体育锻炼、手机成瘾和正念间的动态关系，以澄清时间序列和运动习惯变化对结果的长期影响；实施随机对照试验比较不同运动强度、类型和持续时间的效果同时控制正念训练成分，以澄清因果机制和剂量反应效应；采用多变量分析统计控制相互关联的人口学因素，从而更准确识别哪些特定亚组特征与运动、智能手机成瘾或正念独立相关；纳入客观测量如基于加速度计的身体活动监测和智能手机使用跟踪（如屏幕时间日志），减少自报告偏差并提高变量评估的精确性；纳入情绪调节、社会支持和睡眠质量等变量，这种方法将更好地捕捉体育锻炼对正念影响的多面性，而非局限于本研究考察的单一中介变量；扩展样本范围以包括男性、临床人群（如诊断智能手机成瘾的个体）和跨文化队列，从而增强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结论

通过实证分析，本研究证明大多数女大学生总体育锻炼处于低状态，手机成瘾现象较为普遍。本研究结论认为体育锻炼对女大学生的特质正念水平有显著积极作用，并能通过体育锻炼减少手机成瘾倾向，进而增强女大学生的特质正念。这一发现丰富了运动心理学与积极思维研究的交叉领域，为高校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了可操作的综合策略。鉴于正念训练和体育锻炼在减少冲动性智能手机使用和增强当下专注方面的重叠效应，将两者结合干预具有理论意义。考虑到数字媒体使用与情绪健康间的复杂关系，学校应更密切关注学生的智能手机使用行为，鼓励他们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并将"运动+数字素养"纳入心理健康支持体系。学校应每学期提供1-2学时的"正念运动"课程。此外，学校应提供管理手机使用的指南（如教室无手机区和睡前1小时"数字排毒"倡议），通过环境设计减少过度手机使用的触发因素。这将有助于女大学生在快节奏的网络世界和高压环境中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