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农村与城市粮食不安全模式研究：2021年8月后基于能力方法的实证分析

为解决阿富汗2021年政权更迭后城乡粮食不安全差异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基于能力方法的实证研究，通过对899户家庭进行问卷调查，综合运用CARI、FIES和PoU等指标评估粮食安全状况。研究发现：农村粮食不安全发生率更高（66% vs 33%），但城市家庭当前消费状况更差（人均日能量摄入1900kcal vs 2380kcal）；城乡家庭在收入来源、资产禀赋和应对策略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研究强调需针对城市人口制定改善就业机会的政策措施，对国际粮食援助计划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021年8月的政权更迭使阿富汗陷入前所未有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这个长期饱受冲突、贫困和自然灾害困扰的国家，粮食安全问题进一步加剧。传统认知中，农村地区通常是粮食不安全的重灾区，但阿富汗却展现出独特的城乡差异模式——早在2007/08年的数据就显示，农村人均热量摄入反而高于城市。这种反常现象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经济社会机制？政权更迭后，城市经济收缩、失业率飙升，而农村地区因丰收反而贫困率下降，这种分化趋势如何影响粮食安全格局？这些问题亟待深入探究。

由Najibullah Hassanzoy、Martin Petrick和Ramona Teuber组成的研究团队，在《Food Security》发表了开创性研究，通过2023年8-9月对三个省份899户家庭的实地调查，运用综合报告粮食安全指标方法（Consolidated Approach for Reporting Indicators of Food Security, CARI）、粮食不安全体验量表（Food Insecurity Experience Scale, FIES）和营养不良发生率（Prevalence of Undernourishment, PoU）等多维指标，结合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理论框架，首次系统揭示了后政权更迭时期阿富汗城乡粮食不安全的差异化模式。

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系统随机抽样方法，覆盖巴尔赫、巴米扬和喀布尔三个省份的城乡家庭。数据收集通过ODK Collect电子问卷进行，确保数据的实时性和准确性。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CARI综合评估框架，整合食物消费评分（Food Consumption Scores, FCS）、简化应对策略指数（reduced Coping Strategy Index, rCSI）、食物支出份额（Food Expenditure Shares, FES）和生计应对策略（Livelihood Coping Strategies, LCS）四个维度；2）基于Rasch模型的FIES量表分析，分别采用4周和12个月回忆期评估急慢性粮食不安全；3）采用FAO零售权重食物成分表计算人均日能量摄入（Daily Per Capita Energy Intake, DPEI）；4）通过主成分分析构建财富指数（Wealth Index, WI）评估家庭长期经济状况。

4.1 粮食不安全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CARI结果显示：66%的农村家庭和33%的城市家庭处于中度或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但细分指标呈现复杂图景——基于食物消费的指标显示城市问题更严重（32% vs 25%），而经济能力和生计应对策略方面农村更差（59% vs 38%；74% vs 40%）。FIES量表进一步揭示：农村急慢性粮食不安全发生率（46%和65%）显著高于城市（27%和24%），但城市家庭当前消费状况更恶劣。最令人震惊的是能量摄入数据：粮食不安全城市家庭人均日摄入仅1900千卡，显著低于农村的2380千卡，且69%的城市家庭低于2100千卡营养不良线。

4.2 城乡粮食不安全的差异化模式

人口特征方面：农村粮食不安全家庭规模更大（9人 vs 7人），户主更年轻（44岁 vs 49岁）；城市家庭受教育水平更高（25%户主受教育≥14年 vs 14%）。经济特征显示：农村家庭月收入更高（14498阿富汗尼 vs 12099），但人均收入相似（约1800阿富汗尼）；农村家庭主要依赖农牧业（86%），而城市依赖工资和商业活动。恩格尔定律验证显示：食物支出份额与收入呈负相关，农村家庭弹性更大。就业技能方面：农村就业率更高（54% vs 38%），且技能与生计匹配度更好（91%农村家庭掌握农牧技能 vs 27%城市家庭）。资产禀赋差异显著：65%农村家庭拥有灌溉农地（平均3.39杰里布），72%饲养牲畜；而城市家庭仅18%有农地，14%养牲畜。财富指数分布呈现悖论：84%粮食不安全城市家庭处于富裕/最富裕 quintiles，反映资产所有权与当前收入脱节。

4.3 冲击暴露与应对行为

所有城市家庭和95%农村家庭在过去12个月遭遇冲击。高粮价是共同主要冲击（农村82%，城市92%），但次要冲击分化：农村面临灌溉水短缺（58%）和饮用水短缺（51%），城市遭遇失业（77%）和重病（51%）。应对策略采用率农村普遍更高：压力应对策略（99% vs 79%）、危机应对策略（82% vs 59%）和紧急应对策略（37% vs 16%）。值得注意是，城市家庭缺乏农业资产可出售，应对手段更受限。

研究结论深刻揭示了阿富汗粮食不安全的结构性差异：农村主要面临慢性粮食不安全，源于资源禀赋不足和应对能力有限；城市则遭受急性消费不足，尽管资产基础较好，但收入中断导致食物获取障碍。这种二元分化模式挑战了传统"农村绝对贫困"的认知，凸显城市经济衰退对粮食安全的毁灭性影响。

政策含义重大：农村干预应聚焦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改善灌溉和牧场 access；城市政策核心是创造就业机会，恢复劳动力市场功能。短期应急措施需重新平衡——当前粮食援助87%流向农村，但城市家庭营养不良率更高，需要针对性调整。教育投资是共同关键，既能提升农村技能匹配度，又能增强城市就业能力。

研究方法论贡献显著：CARI框架的综合评估能力、财富指数与当前收入的区分、以及能力方法的理论应用，为复杂危机环境的粮食安全分析提供了新范式。对国际援助机构具有直接指导价值——避免"一刀切"的干预策略，必须针对城乡不同脆弱性机制设计差异化方案。

这项研究不仅填补了后2021年阿富汗粮食安全实证数据的空白，更从根本上更新了我们对冲突地区城乡粮食不安全动态的理解。在阿富汗经济复苏脆弱、外部援助不确定的背景下，这些发现为制定精准有效的粮食安全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对全球类似情境下的 humanitarian response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