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退伍军人枪支没收恐惧的提供者视角与应对策略：提升VA医疗环境中枪支安全讨论的可接受性与有效性

为解决农村退伍军人枪支伤害风险高但枪支安全讨论因恐惧没收而受阻的问题，研究人员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探讨了VA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观点与策略。研究发现，恐惧源于乡村枪支文化、政府不信任及对VA医疗的误解，并提出了建立信任、改进沟通、重构安全框架及纠正误解等策略，对改善退伍军人参与医疗、增强枪支伤害预防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枪支伤害是美国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退伍军人群体尤其深受其害。与普通美国成年人相比，退伍军人不仅枪支拥有率更高，而且遭受致命和非致命枪支伤害的风险也显著增加。其中，居住在农村地区的退伍军人情况更为严峻，他们拥有更多的枪支，并面临着所有类型枪支伤害的更高风险。在临床环境中讨论枪支安全是一项前景广阔的预防策略，然而，这一讨论在农村语境下变得异常复杂，其可接受性、有效性和覆盖范围常常受到退伍军人对枪支被没收的 perceived risk（感知风险）的阻碍。这种恐惧不仅可能损害治疗联盟，导致退伍军人脱离和不信任退伍军人健康管理局（Veterans Health Administration, VA）的医疗护理，更成为有效进行枪支安全讨论和患者采取其他致命手段管理措施（如临时转移枪支）的重要障碍。为了深入理解这一问题并寻找解决之道，研究人员开展了这项质性研究，其成果发表在《SSM -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Health》上。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研究人员首先利用VA医疗数据确定了 firearm injury-related visits（枪支伤害相关就诊）和 firearm-related deaths（枪支相关死亡）率较高的、主要服务农村退伍患者的VA医疗机构作为研究现场。通过在三个选定的 rural-serving VA sites（服务农村的VA站点）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共招募了23名来自心理健康、护理、社会工作和初级保健等不同服务领域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参与研究。访谈内容涵盖了其对当地枪支文化、与退伍军人进行 lethal means counseling (LMC) 和 firearm safety discussions（枪支安全讨论）的经验与看法，以及对 universal firearm safety discussions（普遍性枪支安全讨论）等预防策略的思考。研究团队采用 rapid qualitative analysis techniques（快速定性分析技术）对访谈数据进行分析，通过撰写访谈摘要和构建分析矩阵来识别 emergent themes（涌现的主题）。

研究结果揭示了导致恐惧的多重因素，并总结了应对策略。

3.1.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Fear of Firearm Seizure（导致枪支没收恐惧的因素）

研究发现，医疗服务提供者普遍认为对枪支没收的恐惧是患者在进行枪支安全讨论时一个显著且反复出现的担忧。这种恐惧主要由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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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Rural Cultures of Firearm Ownership（农村枪支所有权文化）

  农村地区的枪支所有权深深植根于当地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对许多农村退伍军人而言，拥有和传承枪支是几代人的生活方式，体现了 self-reliance（自力更生）和 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的伦理观，尤其是在执法和医疗服务地理距离遥远的“frontier” communities（边境社区）。这种文化使得他们对任何 perceived risk（感知风险）到枪支被没收的讨论都异常敏感，并可能将安全讨论视为对其“隐私”和“独立思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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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Generalized Distrust of Government（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

  对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的不信任是另一个重要因素。这种不信任感源于退伍军人的服役经历，使他们感到被欺骗，进而对政府及其延伸机构（如VA）产生怀疑。枪支政治的极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信任，甚至在VA staff（VA工作人员）和退伍军人之间造成了“red versus blue paradigm”（红蓝对立范式）的紧张关系，使得枪支安全讨论成为一个“touchy subject”（敏感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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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Misconceptions about VA Care（对VA医疗的误解）

  许多退伍军人存在对VA医疗的误解，这直接加剧了他们的恐惧。一个普遍的误解是，使用心理健康服务并接受 mental health diagnoses（心理健康诊断），特别是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会导致枪支被没收。这导致一些退伍军人处于“high alert”（高度警觉）状态，不愿披露枪支所有权、讨论安全措施，甚至 reluctant（不愿意）寻求心理健康护理或接受诊断，以免影响其持枪权利或 concealed carry permit（隐蔽持枪许可）。此外，退伍军人还担忧其枪支信息的 privacy（隐私）问题，害怕记录在案的数据未来会被用于没收枪支，或者申请 service-connected disability benefits（服役相关残疾福利）会对其枪支所有权产生负面影响。

3.2. Strategies for Addressing the Fear of Firearm Seizure（应对枪支没收恐惧的策略）

基于丰富的临床经验，提供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策略来应对恐惧并促进信任。这些策略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是需要组合和调整以适应患者的独特担忧，主要分为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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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Building Rapport around Shared Identities（围绕共同身份建立融洽关系）

  提供者强调通过 shared identities（共同身份），如退伍军人身份、农村社区成员身份或枪支所有者身份，来建立共同基础和信任。Self-disclosure（自我披露）（如透露自己也拥有枪支）和展示 cultural competency（文化能力）（如了解枪支术语和当地文化）被证明是有效的方法。此外， connecting patients with trusted messengers（将患者与可信的信使连接起来），如 Veteran peer support specialists（退伍军人同伴支持专家）、VA Police（VA警察）或社区合作伙伴（如枪店店主），也被认为能提高干预的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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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语言与沟通）

  沟通的方式至关重要。提供者建议保持对话的 casual（随意）、non-judgmental（非评判性）和 open-ended（开放式），避免使用听起来像“checking a box”（打勾完成任务）的脚本化语言。在讨论前 asking for patient consent（征求患者同意）以及以 curiosity（好奇心） approach（接近）患者，有助于降低他们的防御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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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Reframing Firearm Safety（重构枪支安全框架）

  改变讨论的框架可以提高退伍军人的接受度。这包括将安全重点从个人转移到 family safety（家庭安全）和 community concern（社区关切）上，appeal to（迎合）退伍军人作为保护者的自我认知；通过提及 military best practices（军事最佳实践）来“re-militarize”（重新军事化）安全对话；以及采用 collaborative problem-solving（协作解决问题）的方法，如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动机性访谈），将退伍军人定位为专家，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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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Addressing Patient Misconceptions（解决患者误解）

  直接、明确地解决误解是关键。提供者需要向患者保证，讨论枪支安全不会导致向执法机构报告，参与VA医疗（包括心理健康护理）通常不会影响其枪支 access（获取）。推行 universal firearm safety discussions（普遍性枪支安全讨论）而非仅针对高风险患者，有助于“normalize”（常态化）这一话题，将心理健康护理与枪支所有权脱钩。

在讨论部分，研究结果与现有文献相呼应，进一步强调了 fear of firearm seizure（枪支没收恐惧）是退伍军人枪支安全讨论的一个显著障碍。研究指出，解决这种恐惧不仅有可能 mitigate the risk of firearm injury（减轻枪支伤害风险），更能改善退伍军人对VA医疗的参与度，尤其是对心理健康护理的参与，这对于降低自杀风险和改善整体健康 outcomes（结果）至关重要。提供者所强调的语言、 tone（语调）和文化谦逊的重要性，以及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和 harm reduction approach（减害方法）的有效性，为未来的 provider training（提供者培训）和干预设计提供了方向。研究表明，额外的实践培训，如关于枪支机械原理、安全存储方法的 hands-on training（动手培训）以及角色扮演，有助于增强提供者进行这些敏感对话的 confidence（信心）和 competence（能力）。最后，研究建议VA可以考虑开展直接的信息宣传运动，与可信的社区信使合作，以纠正普遍的误解，并鼓励退伍军人参与护理。这些针对退伍军人独特需求和信念量身定制的、普遍的、减害式的枪支安全方法，在提高讨论的可接受性和有效性、最终减少退伍军人及其家庭的枪支伤害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

该研究的结论强调，对枪支没收的恐惧是农村退伍军人中常见的担忧，它阻碍了VA提供者有效讨论枪支安全的能力。通过理解导致这种恐惧的文化、关系和政治因素，并采纳提供者经验证实的策略，医疗系统可以制定出更具可接受性、覆盖范围和效力的干预措施。这不仅有助于在农村语境下减少枪支伤害，更能最终改善退伍军人及其照顾者和家庭的整体健康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