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污名化到共情关怀：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物质使用父母的养育实践研究

本研究为解决物质使用父母常被污名化为“说谎者”和“不负责任者”的问题，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替代传统的中和理论（NT），通过对22个生命故事的分析，识别出增强或削弱父母养育能力的四种行动者网络构型。研究结果为减少污名化、制定有效干预策略提供了新视角，对促进家庭健康和儿童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代社会，父母物质使用问题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且高度敏感的话题。传统观点往往将这类父母标签为“不负责任”、“说谎者”或“无能者”，这种污名化不仅加剧了他们的社会边缘化，也可能阻碍他们寻求必要的帮助和支持。更重要的是，这种视角忽略了这些父母在养育子女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现实和他们为保护孩子所做出的努力。现有研究多关注物质使用对儿童的负面影响，却较少从父母自身的角度探讨他们如何在这种困境中挣扎和应对。

为了打破这种刻板印象，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创新性研究。他们发现，传统的中和理论（Neutralization Theory, NT）在分析物质使用父母的叙述时，往往会强化“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界限，进一步加深污名化。例如，NT将父母描述为使用“否认责任”、“否认伤害”或“悲伤故事”等修辞技巧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这无形中将他们定位为不诚实的行动者。相比之下，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提供了一种更包容、更共情的分析框架。ANT不再将个体的行为简单归因于个人选择或道德缺陷，而是关注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如物质、时间、空间、社会关系等）如何共同构成网络，从而增强或削弱父母的养育能力。这项研究近期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为理解物质使用父母的养育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启示。

研究人员主要通过深度访谈和质性分析的方法开展研究。他们收集了22位物质使用父母的生命故事访谈数据，这些参与者通过自助小组、治疗中心或社交媒体招募而来，涵盖了不同性别、年龄、物质使用类型和家庭背景。访谈采用半结构化方式，重点关注参与者如何描述其物质使用对养育子女的影响及他们的应对策略。数据分析部分，团队首先尝试使用NT进行编码，但发现其分析结果具有污名化倾向，随后转向ANT框架，重新识别出影响养育能力的各种行动者网络构型。关键方法还包括对访谈文本的反复阅读、主题提取和网络构型分类，以确保分析结果既忠实于参与者叙述，又具有理论深度。

研究结果部分，团队识别出四种不同的养育行动者网络构型，每种构型都揭示了物质使用与养育实践之间的复杂互动。

在“物质使用转移的行动者网络”中，父母通过将物质使用从家庭时间和空间中分离出来，以减少对子女的负面影响。例如，参与者Lisa利用经济资源维持两个住所，将饮酒行为限制在另一个城市，而在家庭中则扮演积极母亲的角色。这种构型中的关键行动者包括经济资源、配偶支持、工作灵活性等，它们共同增强了父母保护子女的能力。性别差异显示，女性更倾向于空间分离，而男性则更多依赖时间分离。

在“维持普通家庭生活的物质使用行动者网络”中，物质使用被整合到日常家庭活动中，并在受控状态下支持养育实践。参与者Lena描述了一种“双重生活”：表面上是正常的家庭生活，包括工作、育儿和社交，而背后则使用物质以维持这种正常性。这里的行动者包括物质本身、家庭常规、社会关系等，它们共同帮助父母在物质使用的同时履行养育职责。恐惧（如对当局干预的担忧）也成为调节物质使用的重要行动者。

在“迷失于物质支配的行动者网络”中，父母承认自己失去对物质使用的控制，从而导致养育失败。参与者Allan讲述了自己如何在酒精和“两个魔鬼”的驱使下违背承诺，最终危及子女安全。这种构型中的行动者包括渴求感、物质本身的支配力、自我分裂感等，它们削弱了父母的养育能力，凸显了成瘾行为的非人行动者作用。

在“被创伤过去驱动的行动者网络”中，过去的创伤经历持续影响当前行为，导致物质使用复发和养育能力下降。参与者Amy从小在物质使用家庭中长大，她的养育实践被过去的创伤（如父母物质使用、早期成瘾）所主导，尽管她意识到危害，却难以摆脱。这里的行动者包括童年经历、社会关系、情感负担等，它们展示了时间如何通过行动者网络跨越过去和现在，持续影响个体行为。

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强调，ANT视角通过关注行动者网络中的多种现实，避免了NT的污名化倾向，揭示了物质使用父母在养育实践中的复杂性和努力。四种行动者网络构型不仅展示了养育能力的增强或削弱机制，还突出了物质使用与养育之间的动态互动。例如，成功养育并非取决于个人意志力，而是依赖于网络中的各种行动者（如经济资源、社会支持、时间空间管理）是否能够协同作用。反之，当网络被物质或创伤主导时，养育能力便会下降。这一发现对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干预措施应聚焦于构建支持性行动者网络（如提供稳定收入、社会资源、心理支持），而非一味指责个人。此外，研究呼吁在涉及边缘群体的研究中避免使用怀疑论诠释学，转而采用共情和关怀的视角，以促进社会包容和政策变革。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探索物质使用与养育的多元现实，以及性别、文化等因素在行动者网络中的具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