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精神科候诊期移动AI聊天机器人抑郁干预的实施挑战与可行性分析

【字体: 时间:2025年09月15日 来源:JMIRx 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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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针对日本青少年精神科就诊等待时间过长的问题,开展了一项探索性随机对照试验,测试基于接受与承诺疗法(ACT)的AI聊天机器人emol对候诊青少年的抑郁干预效果。尽管研究因参与者全部退出而未能获得有效数据,但揭示了数字健康工具在临床转化中面临参与度低、协议复杂性和隐私顾虑等关键障碍,为未来数字化心理健康干预策略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全球范围内,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成为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抑郁和焦虑症状的普遍出现严重影响着他们的情感发展、社会交往和学业成就。日本的情况尤为突出,精神科专业人员的严重短缺导致青少年患者需要等待3个月至一年才能获得专业诊疗服务。以横滨市立大学医院为例,截至2023年10月,预约等待时间长达8个月,候诊名单上超过120名12-18岁的患者亟待帮助。COVID-19大流行更加剧了这一危机,全球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的发生率较疫情前水平增加了约一倍。

面对传统面对面心理健康服务的可及性限制,数字健康技术展现出巨大潜力。研究表明,青少年和年轻人往往更倾向于选择在线心理健康支持而非面对面咨询,因为数字平台能提供更好的隐私保护、减少病耻感并增强自主性。特别是基于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聊天机器人,如整合接受与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的emol(Emol Inc),为填补候诊期间的支持空白提供了创新解决方案。

为此,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探索性平行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旨在评估AI聊天机器人emol对儿科和青少年精神科候诊患者的可行性。该研究注册于日本临床试验注册中心(jRCT1032230427),计划招募60名12-18岁参与者,随机分配至接受8周聊天机器人会话的干预组或接收标准心理健康信息的对照组。主要结局指标是通过患者健康问卷-9(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评分从干预前到干预后的变化来评估抑郁症状的改善情况。

研究采用了多方面的技术方法:通过四家神奈川县医院的候诊名单进行参与者招募;使用最小化随机分组方法确保基线平衡;采用基于ACT的AI聊天机器人emol提供结构化干预;通过在线平台收集PHQ-9、雅典失眠量表(Athens Insomnia Scale, AIS)等临床评估数据;并创新性地运用语音分析和智能笔压力测量技术作为次要评估手段。

研究结果

参与者招募与保留

研究在2023年10月至2024年6月期间向96名符合条件的候诊患者发放了参与邀请。然而,仅有8名患者表示兴趣,其中3人完成了知情同意流程。最终,所有参与者均退出或被排除:1名女性青少年因对在线访谈感到焦虑而退出,1名因日记记录要求而拒绝参与,1名因开始在其它机构服药而被排除。研究未能获得任何可评估的数据。

参与障碍分析

唯一退出的参与者案例提供了重要启示:尽管数字工具被宣传为对社交焦虑患者更具可及性,但即使是虚拟互动也可能对患有严重心理健康挑战的青少年造成显著心理负担。这揭示了一个"数字干预悖论"——虽然技术旨在提高可及性,但预定在线会话等实施要求可能为原本需要帮助的个体创造新的障碍。

数字干预的适用性挑战

许多年轻患者,特别是那些尚未获得正式诊断或治疗的患者,可能难以理解基于应用程序的心理健康支持的相关性,尤其当与药物治疗或面对面治疗等面对面干预的即时效果相比时。症状更严重的患者可能发现数字干预不太适合或难以获得,这表明需要提高数字工具对严重病例的可用性和支持水平。

研究方案复杂性与隐私顾虑

研究方案涉及多个评估环节,可能给参与者带来额外压力,特别是那些有社交焦虑或人际互动问题的青少年。语音分析和书写压力分析等次要评估方法可能使一些参与者感到不自在或担心隐私问题,特别是在讨论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时。这些因素可能创造了额外的参与障碍。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在精神科候诊青少年中实施数字心理健康干预面临的重重挑战。极低的参与率和完全的数据缺失表明,在当前形式下,这类干预对目标人群的可行性和可接受性存在显著问题。

多个因素共同导致了参与障碍:数字工具对严重症状患者可能不够友好;已预约传统诊疗的家庭可能更倾向于等待面对面服务而非尝试数字替代方案;复杂的研究协议和评估要求可能增加了参与负担;隐私顾虑特别是语音和书写数据分析可能引发额外担忧。

这些发现对数字心理健康领域具有重要启示:首先,需要开发真正异步的干预选项,最大限度减少直接互动同时保持疗效和安全监测;其次,针对症状严重患者需要提供更多个性化支持以提高参与度和依从性;第三,在已有支持性关系的环境中(如学校或社区青年中心)测试干预可能培养信任并鼓励参与;最后,简化协议和减少需求可能比结构化密集型干预更适合该人群。

尽管本研究未能验证AI聊天机器人emol对候诊青少年的有效性,但为理解数字心理健康工具在真实临床转化场景中面临的实施障碍提供了宝贵见解。未来研究需要解决参与度低下的根本原因,开发更符合目标人群需求和偏好的干预策略,才能真正发挥数字技术在弥补心理健康服务差距方面的潜力。

该研究发表于《JMIRx Med》,为数字健康干预在特殊临床环境中的实施提供了重要警示,强调了将技术解决方案与真实用户需求和临床现实相结合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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