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比亚千年象牙贸易：揭示公元前1600–600年撒哈拉以南象牙对南黎凡特的持续供应及其跨区域交换网络

本研究针对南黎凡特地区在公元前1600至600年间象牙制品的生物与地理来源不明确的问题，通过蛋白质组学（ZooMS）与多稳定同位素（δ13C、δ15N、δ2H）分析技术，系统鉴定了出土象牙的物种来源与栖息地环境。研究发现所有象牙均源自非洲象（Loxodonta africana），主要采自白尼罗河上游的稀树草原林地生境，并由努比亚人独立于埃及控制之外主导了长达千年的贸易网络，为理解古代跨撒哈拉贸易与区域经济自主性提供了关键实证。

　　

在公元前第二至第一千年间，南黎凡特地区（今以色列、巴勒斯坦及周边）作为古代近东文明交汇的关键区域，其社会上层广泛使用象牙制品以彰显权力、身份与国际贸易网络的参与。这些精美制品包括仪式用具、家具装饰、梳子、匕首柄等，不仅在艺术风格上融合了埃及与本地传统，更在政治与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些象牙的生物来源与地理起源缺乏系统认知。尽管历史文献与艺术史研究曾推测其可能来自亚洲象、叙利亚象或北非象群，但缺乏直接的科学证据。此外，象牙贸易网络的运作机制、尤其是其在埃及新王国时期至铁器时代政治格局剧烈变动中的持续性，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为回答这些问题，由Harel Shochat、Cheryl A. Makarewicz、Guy Bar-Oz、Michael Buckley、Linda M. Reynard和Ayelet Gilboa组成的研究团队，对来自南黎凡特46个遗址的1500余件骨制艺术品进行了系统分析，其中624件为象牙制品。研究综合利用了显微结构分析、胶原蛋白肽质量指纹谱（Zooarchaeology by Mass Spectrometry, ZooMS）以及碳（δ¹³C）、氮（δ¹⁵N）、氢（δ²H）稳定同位素分析技术。样本涵盖晚青铜时代（LBA）、铁器时代I期（IRI）和铁器时代II期（IRII）的关键遗址，包括Megiddo、Lachish、Dor、Ashkelon、Samaria和Jerusalem等。

通过显微结构观察，研究者首先区分了象牙与骨制品，并初步鉴定出85%的象牙属于象科（Elephantidae），15%为河马牙（Hippopotamidae），极少数为野猪牙。随后，ZooMS分析成功从55件标本中提取胶原肽序列，并通过特征肽段（如2t26和2t76）的氨基酸差异明确所有象牙均源自非洲象（Loxodonta africana），而非亚洲象（Elephas maximus）或传说中的叙利亚象。这一发现排除了亚洲与北非来源的可能性，将焦点集中于撒哈拉以南非洲。

多稳定同位素分析进一步揭示了象牙的地理起源。δ¹³C值范围（?22.4‰至?16.4‰）表明象群栖息于年降水量500–1400毫米的稀树草原林地环境，而非干旱草原或热带雨林。δ¹⁵N（6‰–12‰）与δ²H（?99.4‰至?11.5‰）值的显著变异提示象牙采集自白尼罗河上游流域的不同生态位点，包括苏丹南部与南苏丹的 woodland-savanna mosaic地区。河马牙的同位素特征则显示部分为本地来源（如约旦河谷），部分可能来自尼罗河流域。

研究结论指出，南黎凡特象牙贸易在千年间持续依赖撒哈拉以南的同一生物地理区域，且不受埃及、亚述等大国政治兴衰的影响。这一持续性揭示了努比亚人在贸易网络中的核心 agency（能动性）：他们通过与小规模狩猎群体的分散交换获取象牙，并独立于埃及的 prestige economy（威望经济）体系之外维持了对这一珍贵资源的垄断。即使在埃及新王国崩溃后（第三中间期），努比亚商人仍通过 entrepreneurial（企业家式）活动将象牙输送至黎凡特沿海城市（如Dor、Ashkelon），并在纳帕坦王国时期进一步向南扩张控制范围，以应对亚述帝国的竞争。

本研究首次通过多学科实证方法重建了古代近东象牙贸易的生物与地理图景，强调了非洲内陆社会在跨区域交换中的主动角色，对理解前现代经济网络的运作机制、资源全球化与地方 agency 的互动具有深远意义。论文发表于《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为考古学、历史学与生态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