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系产后抑郁与7岁儿童发展的中介机制：父亲育儿信心、温暖与冲突的作用

本研究发现，父亲产后抑郁（PND）通过降低育儿信心和增加亲子冲突，间接影响儿童7岁时的情绪症状、多动和同伴问题（SDQ评估）。调整孕产妇PND等混杂因素后，直接效应消失，凸显父亲育儿行为（如EPDS评分）在代际风险传递中的核心作用。研究强调针对父亲的心理干预（如增强育儿效能）对改善子代发展结局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父系产后抑郁（Paternal Postnatal Depression, PND）及其对儿童发展的潜在负面影响日益受到关注。尽管证据表明父亲PND与子代不良结局存在关联，但关于其风险传递机制的研究仍较为有限。现有文献强调遗传因素在抑郁代际传递中的作用（遗传度约30%–40%），但环境机制特别是家庭环境中的父亲育儿行为同样关键。本研究基于英国雅芳父母与儿童纵向研究（ALSPAC）队列，旨在探讨父亲PND通过育儿信心、温暖及冲突等维度影响儿童7岁时情绪行为发展的中介路径。

研究方法

研究样本来自ALSPAC队列，包含9,628名参与者。父亲PND在产后8个月通过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 EPDS）评估，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推导潜在特质。儿童发展结局在7岁时通过优势与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的母亲报告评估，聚焦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和同伴问题四个子量表。中介变量包括父亲育儿信心、享受与温暖、冲突性亲子关系，数据来源于父亲自我报告问卷（产后8周至4岁期间多次评估）。统计分析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通过WLSMV估计器处理分类和连续变量，并计算偏差校正Bootstrap置信区间（1,000次重复）以评估间接效应。模型调整了社会经济、家庭、父母及儿童特征（包括母亲PND）等混杂因素。

主要发现

样本特征与总效应

父亲PND（EPDS≥12）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如租赁住房、财务困难）和较高父母冲突相关。儿童中，父亲PND组在SDQ各子量表得分均较高。总效应分析显示，父亲PND与儿童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和同伴问题呈正相关，但调整母亲PND后，品行问题的关联减弱至不显著水平（β=0.032, p=0.135），因此后续中介分析聚焦情绪症状、多动和同伴问题。

中介路径分析

父亲PND显著预测较低的育儿信心（β=?0.424）、较少的享受与温暖（β=?0.336）及较高的亲子冲突（β=?0.407）。育儿信心和冲突与儿童情绪症状（β=?0.154和?0.103）及多动（β=?0.085和?0.125）负相关；育儿信心还与同伴问题负相关（β=?0.099）。享受与温暖与情绪症状的正关联（β=0.074）在调整其他育儿维度后减弱，提示可能存在统计伪影。

间接与直接效应

所有育儿维度共同中介了父亲PND对儿童情绪症状（β=0.083）、多动（β=0.073）和同伴问题（β=0.050）的影响，且直接效应不显著。特异性分析表明：育儿信心和冲突是情绪症状和多动的主要中介路径（例如冲突对多动的β=0.051）；育儿信心对同伴问题有中介作用但置信区间较宽（β=0.042, 95% CI: 0.001–0.083）。享受与温暖未显示显著中介效应。

讨论与启示

本研究支持父亲PND通过育儿行为（尤其是信心和冲突）影响儿童发展的中介模型，与家庭系统理论和干预研究（如Triple P项目强调育儿效能）一致。结果突出父亲育儿在代际风险传递中的独特性，且强调调整母亲PND的重要性。局限性包括样本同质性（ALSPAC队列以白人核家庭为主）、自报告偏倚可能高估间接效应、以及未评估后续抑郁发作的影响。实践意义在于：应扩展围产期抑郁筛查至父亲，设计双亲干预程序以增强育儿信心和减少冲突，从而改善子代发展结局。未来需结合观察法评估育儿行为，并在多样本中验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