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心理健康风险与保护因素的类型学分析：基于理想型分析方法的探索

本文采用理想型分析（Ideal-Type Analysis）方法，通过对英格兰63名11–12岁青少年的访谈数据构建质性类型学，揭示青少年主观体验中风险与保护因素的模式差异。研究识别出三种典型类型：不确定支持型（USS）、自我主导支持型（SIFS）与多重支持型（MSS），为理解青少年心理健康差异提供了人本视角（person-centred approach），对个性化干预策略设计具有重要启示。

　　

研究背景与意义

青春期是个人发展的关键阶段，伴随着独立性增强、身份认同形成以及社会关系从家庭向同伴过渡的显著变化。这一时期的青少年面临多种新型压力源和潜在的心理健康威胁，并开始发展自身的应对策略。尽管已有大量研究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风险与保护因素，但关于青少年如何主观体验和应对这些因素的质性研究仍相对缺乏。通过分析质性数据，可以深入理解青少年的感知模式，为其主观经验提供新的洞察。

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英格兰五个地区开展的访谈，这些访谈属于HeadStart计划国家级评估的质性研究部分。样本包括2017年第一波质性数据收集中63名11–12岁的青少年。研究采用理想型分析（Ideal-Type Analysis, ITA）方法，这一方法源于社会学家Max Weber的理论，后由Gerhardt发展为系统性质性方法论。ITA通过七个步骤实施：熟悉数据集、撰写个案重建、构建理想型、选择最优案例、形成类型描述、进行信度与一致性检验以及比较分析。访谈为半结构化形式，平均时长39.73分钟，内容涵盖青少年的生活挑战、应对策略、支持来源及幸福感影响因素，而非直接使用“风险”或“保护因素”等术语。

主要发现：三种理想类型

通过分析，研究识别出三种截然不同的青少年类型，这些类型在感知的支持来源、风险应对方式及主观体验上存在显著差异。

类型一：不确定支持型（Uncertain Sources of Support, USS）

USS类型包括35名青少年（55.55%样本），男女比例接近。这些青少年报告的保护因素较少，且常被感知为不一致、模糊或缺失状态。他们面临多种风险，如行为问题、情绪调节困难、家庭冲突、同伴欺凌、贫困或父母健康问题等。部分保护因素（如父母关系）在某些情境下转化为风险源。应对策略多属适应不良型，如回避或分散注意力。最优案例“Freddy”描述了父母离异、体罚经历以及求助意愿低下的困境，尽管存在祖母、朋友等潜在支持，但他因害怕 burden他人而倾向于自主处理问题。

类型二：自我主导支持型（Self-Initiated Forms of Support, SIFS）

SIFS类型涵盖7名青少年（11.11%样本），以男性为主（5男2女）。该类型强调个体自我发起的保护策略，如参与体育运动、听音乐、提供家庭支持或依赖个人特质（如成熟度、自控力）。他们虽可能接受有限外部支持，但更倾向于依靠自身资源应对风险。风险因素包括家庭经济压力、同伴冲突或学业困难，但严重程度通常低于USS型。最优案例“Jamal”是一名半职业运动员，通过兼职收入支持家庭，并在遇到 overwhelming困难时才向母亲求助，体现了高度的自主性和成熟度。

类型三：多重支持型（Multiple Sources of Support, MSS）

MSS类型包括21名青少年（33.33%样本），男女比例均衡。这些青少年报告来自家庭、学校、社区及干预项目（如HeadStart）的多重有效支持。他们体验的风险较少且程度较轻，如偶尔 sibling争执或学科压力，部分人甚至表示“无生活问题”。支持系统被感知为显著提升心理健康水平，例如父母支持、教师干预欺凌事件或课外活动参与。最优案例“Isobel”描述了积极的家庭关系、学校成就感和 peer mentor支持，整体处于稳定且满意的心理状态。

讨论与启示

USS类型与现有文献中的“高风险”或“脆弱”类别相似，但更强调支持质量的感知不确定性；MSS类型呼应了累积保护效应模型，表明多重支持可促进 wellbeing；SIFS类型则凸显了青少年的自主应对能力，但与“低韧性”类型存在部分重叠，且男性占比突出，反映了性别在求助行为上的差异。研究建议从单纯“风险水平”评估转向关注青少年主观支持体验，例如通过对话了解其感知支持的有效性。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依赖青少年自我报告，可能受回忆偏差、社会期望效应或瞬时情绪影响；此外，访谈为横断面数据，无法捕捉动态变化。未来研究可通过多源数据（家长、教师报告）三角验证，并探索类型学在纵向或其他样本中的适用性。

结论

本研究通过理想型分析构建了三种青少年风险与保护因素体验类型，强调了主观感知支持质量的重要性，为开发个性化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