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少数群体内化性偏见与性相关物质使用的关联：一项系统性综述与Meta分析

本综述通过系统性回顾与Meta分析探讨了内化性偏见（ISP）与性相关物质使用（SDU）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ISP与SDU之间仅存在微弱且不显著的相关性（r = .012, p = .316），且药物类型（如酒精与其他药物）未显著调节该关系。研究结果挑战了少数群体压力理论（MST）的传统假设，提示SDU的动机可能涉及更复杂的社会文化及个体心理因素，而非单纯由内化偏见驱动。未来需进一步开展针对不同性别、性取向亚组及非西方人群的研究。

　　

性相关物质使用（SDU）是指个体在性行为之前或期间使用酒精或其他药物的行为。近年来，这一现象因其与性风险行为、心理健康问题以及物质使用相关危害的潜在联系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公共卫生关注。尽管SDU在不同人群中均有发生，但研究一致表明，性少数群体（LGBQ）中的SDU发生率显著高于异性恋群体，尤其是在男男性行为者（MSM）中。

SDU的类型与动机

SDU涵盖多种物质的使用，包括酒精、氯胺酮、摇头丸、大麻等，其动机多样。例如，在澳大利亚的研究中发现，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女性中有8%报告使用甲基苯丙胺，9%使用摇头丸，10%使用可卡因以增强性体验。类似地，美国的全国性调查显示，与异性恋女性相比，女女性行为者（WSW）更倾向于在药物影响下发生性行为。

除了上述物质，Chemsex（即“chem”与“sex”的结合）作为一种特定形式的SDU，在MSM中尤为常见。Chemsex通常涉及使用甲卡西酮、甲基苯丙胺、GHB/GBL和MDMA等精神活性物质，并常与群交行为关联。

SDU的动机包括增强性体验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提升性自信、增加与伴侣的亲密感和连接感，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与更高的自我报告身心健康水平相关。然而，SDU也带来显著风险，包括判断力受损、冲动行为、攻击性、睡眠障碍和过量使用等。在MSM中，SDU还与无保护肛交、多性伴和群交等高风险性行为相关，从而增加性传播感染（包括HIV）的风险。此外，Chemsex还可能对社交关系、日常功能和工作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

少数群体压力理论（MST）的框架

少数群体压力理论（MST）为理解性少数群体健康差异（包括较高的SDU发生率）提供了有价值的框架。该理论提出，性少数个体经历两种独特的压力源：远端压力源和近端压力源。远端压力源包括基于性取向的骚扰、歧视和暴力等外部社会因素；近端压力源则是个体对远端压力源的内化反应，包括 stigma consciousness（即基于性取向的拒绝预期）、性身份隐藏以及内化性偏见（ISP）。

ISP被定义为个体将社会对性少数身份的负面态度内化并整合进自身信念系统的过程。它与多种负面社会和心理结局相关，如较低的关系质量、对他人的不信任、社会隔离、较低的心理幸福感、自尊水平下降以及更高的压力或创伤相关障碍诊断率和自杀意念。

ISP与物质使用的关系

根据MST，个体可能选择物质使用作为应对ISP等压力源的策略。研究表明，性少数群体比顺性别异性恋群体更常使用这种应对策略。物质使用可能通过提供临时的“逃避”或“麻木”情感来帮助个体应对痛苦，同时SDU还可能通过去抑制效应“允许”个体从事被社会异性恋规范视为不可接受的性行为。

先前的研究发现ISP与性少数样本中物质使用的 prevalence 和频率呈正相关，涉及酒精、烟草、大麻、甲基苯丙胺、摇头丸、裸盖菇素以及尼古丁电子烟等多种物质。然而，这种关系是否延伸至性相关语境中的物质使用尚不清楚。

当前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系统性综述和Meta分析，综合定量文献中关于ISP与SDU之间关系的证据，并进行亚组调节分析以探索药物类型（如酒精与其他药物）和样本性取向（如女同性恋、双性恋、男同性恋）等因素是否影响该关系。

研究方法

文献检索于2024年4月29日在PsycINFO、Web of Science、Scopus、MEDLINE Complete和CINAHL等数据库中进行，并辅以灰色文献检索。检索策略使用布尔运算符组合针对“内化性偏见”和“药物使用”两个概念的搜索词。研究筛选包括标题摘要筛选和全文筛选两个阶段，最终18项研究（N = 16,483）被纳入Meta分析。

数据提取内容包括研究类型、招募国家、样本量、参与者特征、ISP测量工具、SDU类型以及主要发现等。统计分析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效应量转换为Fisher’s Z分数后进行汇总，并通过Cochran’s Q和I2评估异质性。发表偏倚通过漏斗图、Egger’s回归检验、Begg and Mazumdar秩相关检验以及Duval and Tweedie trim-and-fill方法进行评估。

研究结果

Meta分析结果显示，ISP与SDU之间的总体相关性微弱且不显著（r = .012, 95% CI [?.011, .035], p = .316）。在纳入的18项研究中，仅6项报告了显著关系，其中3项为正相关，3项为负相关。异质性分析表明存在中度异质性（I2 = 67.95），提示可能存在调节变量。

亚组分析显示，酒精与其他药物在调节ISP与SDU关系方面无显著差异（p = .468）。由于效应量不足，未能进行基于性取向的亚组分析。

发表偏倚评估表明可能存在偏倚，漏斗图不对称，Egger’s检验（p = .008）和Begg and Mazumdar检验（p = .016）均显著。Trim-and-fill方法估计有8项“缺失”研究，这些研究可能报告了显著的负相关。

研究质量评估得分在15至22之间（总分24），平均为19分。主要问题包括参与者描述不足和样本量 justification 缺失。

讨论

本综述发现ISP与SDU之间无显著关联，这与先前关于ISP与一般物质使用正相关的研究不一致，表明性相关语境中的物质使用可能具有独特性。这一发现对少数群体压力理论（MST）提出了挑战，因为MST预测 minority stressors 如ISP会导致包括物质使用在内的适应不良应对策略。

SDU的动机可能远比内化偏见复杂，涉及社会文化规范、社区特定实践（如Chemsex）、愉悦追求和亲密感增强等因素。定性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例如澳大利亚的研究发现LGBQ个体从事SDU的动机包括改变身体体验、增加愉悦和增强亲密感。

此外，研究样本的局限性可能影响了结果。大多数研究基于MSM样本，且多来自高收入西方国家，限制了结果对其他性少数亚组（如女性和非二元性别者）和非西方人群的普适性。社区采样方法可能招募了更开放、ISP水平较低的个体，进一步限制了变异性。

测量工具的不一致也是重要限制。ISP的测量使用了9种不同工具，如Internalized Homophobia Scale（IHP）、Short Internalized Homonegativity Scale（SIHS）等，且部分研究未报告信度 estimates。SDU的操作化定义也各不相同，包括是否包含酒精、时间框架和频率测量等差异。

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性少数群体中的非MSM亚组，如女性和非二元性别者，并探索性别、性取向、年龄和种族等交叉因素如何影响ISP与SDU的关系。此外，需要开发更标准化的ISP和SDU测量工具，并采用生态瞬时评估等方法来提高测量的生态效度。

跨文化研究也至关重要，当前文献主要基于西方背景，而非西方文化中的SDU模式和内化偏见可能有所不同。最后，应将SDU视为更广泛的性/药物使用实践而非独特的性少数现象，以促进该领域的理论进展。

结论

本系统性综述和Meta分析未发现ISP与SDU之间的显著关联，药物类型也未显著调节该关系。结果表明，SDU的动机可能涉及多种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超越内化偏见本身。未来需开展更多针对不同亚组和文化背景的研究，以更全面地理解性少数群体中的SDU模式及其相关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