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022年间中国某三级医院医护人员接触血液传播病原体的情况：综合性干预措施的多轮评估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blood-borne pathogens among health workers at a tertiary hospital in China during 2016–2022: multi-round evaluation of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职业暴露防控；医院感染管理；乙肝疫苗接种率；标准防护措施优化；主动报告率提升；科室暴露差异；防护装备依从性；心理干预支持；多层级管理体系；持续干预效果

　　职业暴露于血源性病原体（OBPE）是全球医疗保健环境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职业风险，尤其对医护人员（HWs）的身心健康构成严重威胁。这一现象不仅影响个体的健康状况，还可能对整个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源有限和防护意识不足，OBPE问题更为严峻。针刺伤（SOI）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例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2002年世界卫生报告》，全球约有3500万医护人员，每年有约300万人发生针刺伤等血源性暴露事件。其中，约40%的乙型肝炎病毒（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以及2.5%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都与职业针刺伤有关。这一现状表明，职业暴露防护问题亟需系统性的干预和持续改进。

随着医疗体系的发展和国际卫生组织（WHO）与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技术支持，中国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早在2004年，中国卫生部便将《血源性病原体职业暴露防护指南》纳入国家标准制定计划，标志着对职业暴露问题的重视。随后，该指南在2009年正式实施，成为国家职业健康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强机构能力，国家疾控中心（CDC）与中国国际劳工组织（ILO）合作，推动了一系列干预研究，最终形成了量化评估工具，用于监测和改进职业暴露防护措施。这些努力显著提升了医护人员对职业暴露的防护意识和技能，如安全使用锐器的培训、乙肝疫苗接种率、手套使用率、伤口处理规范以及暴露事件的报告率等。

然而，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OBPE问题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例如，2022年的数据显示，乙肝疫苗接种率从2016年的80.15%下降至71.71%，表明部分医护人员可能因个人原因或缺乏持续关注而未能完成疫苗接种。此外，乙肝表面抗体（HBsAb）的阳性率也有所下降，从54.80%降至39.70%，反映出疫苗保护效果的减弱或部分医护人员对自身免疫状态的了解不足。与此同时，暴露事件的报告率显著上升，从2016年的29.97%提高到2022年的63.96%，说明医院在建立更透明的报告机制和营造无责文化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仍有部分医护人员未充分认识到职业暴露的潜在危害，或因时间紧张、对暴露风险的低估等因素而未及时报告。

为了全面评估职业暴露防护措施的有效性，本研究在一家拥有2025张病床的三级医院中，通过两次横断面调查（2016年和2022年）进行对比分析。调查采用相同的问卷和方法，确保数据的可比性。结果显示，职业暴露的发生率从14.98%下降至4.94%，且每位医护人员每年平均暴露次数从0.19次减少到0.07次，表明系统性干预措施在降低职业暴露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职业暴露相关知识培训率也显著提高，预就业培训率从62.74%上升至87.04%，在职培训率从87.58%提升至97.43%。这些数据表明，通过持续的培训和教育，医护人员对职业暴露的预防和应对能力得到了明显增强。

在职业暴露防护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医院采取了多种策略，包括建立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体系（OSHMS）、优化风险评估和控制流程、加强医护人员能力培养、推广安全针具、引入暴露后预防（PEP）措施、实现职业暴露报告系统的电子化以及升级个人防护装备（PPE）的使用标准。其中，PPE的使用率得到了明显改善，例如双层手套的使用率从4.83%提升至16.09%，而医用口罩的使用率则从14.48%上升至44.83%。然而，一些关键防护装备的使用率仍然较低，如防水围裙和全身防护服，这提示在某些高风险场景中，防护措施仍需进一步优化。

值得注意的是，医护人员在职业暴露后的应急处理行为也有所改善。例如，接触黏膜或皮肤后用水冲洗的频率从56.67%提升至100.00%，使用其他冲洗液的比例也有所增加。尽管如此，部分关键应急措施的执行率仍低于预期，如针刺伤后的消毒操作从97.17%下降至87.04%，提示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执行不规范的情况。此外，职业暴露报告系统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有部分医护人员未及时报告暴露事件，这可能与对暴露风险的低估或对报告流程的不熟悉有关。

本研究还探讨了职业暴露的影响因素，发现不同科室、疫苗接种情况、HBsAb状态、职业暴露相关知识得分、工作时间以及是否报告职业健康问题等均与职业暴露的发生密切相关。例如，手术科室和内科科室的医护人员面临更高的职业暴露风险，可能与工作强度大、接触高危操作频率高有关。此外，未接种乙肝疫苗的医护人员更容易发生职业暴露，而HBsAb阴性或阳性的状态与暴露风险的增加存在关联，这可能是因为暴露后需要进行抗体检测和后续处理，从而导致这部分人群的暴露率相对上升。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的医护人员也面临更高的职业暴露风险，这与长期疲劳、压力大以及操作失误的可能性增加有关。

基于以上发现，本研究提出了多层次的建议，以进一步加强职业暴露防护。在医院层面，建议建立更加完善的职业健康防护体系，包括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制定详细的防护规范、提高安全设备的使用率以及加强暴露后的管理与报告流程。同时，应通过心理支持措施，如早期筛查、认知行为治疗和同伴支持，帮助医护人员应对职业暴露带来的心理创伤，建立无责文化。此外，医院工会在职业暴露管理中应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协调资源、提供心理支持和推动防护政策的落实，形成全面的职业保护机制。

在国家层面，应加强政策和法律的引导，将职业暴露相关疾病纳入法定职业病范畴，并出台专门的国家法规以确保防护措施的有效执行。同时，应建立全国性的职业暴露监测和响应网络，包括实时报告平台、应急物资储备和区域协调中心，以便在发生暴露事件时能够迅速响应。资源投入方面，应确保所有职业暴露后的服务和防护措施得到充分保障，包括技术支持和模拟培训的推广。此外，应加强职业安全教育和培训，将其纳入医学和护理教育体系，并通过公众宣传活动提升社会对职业暴露问题的关注。

本研究的局限性也值得重视。首先，尽管两次调查采用了相同的方法和工具，但由于依赖医护人员的回忆，可能存在一定的回忆偏差和选择偏差。此外，疫情期间的防护措施（如PPE的使用和感染控制政策）可能对职业暴露率的下降产生了影响，因此在分析结果时需考虑这些外部因素的干扰。未来的研究应扩大样本规模，涵盖更多地区和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以提高研究的代表性和普遍适用性。同时，针对不同暴露场景的PPE使用情况，应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以优化防护策略。

综上所述，职业暴露于血源性病原体问题的解决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包括政策支持、技术改进、教育培训和心理干预等。通过系统性的干预措施，可以有效降低职业暴露的发生率，提高医护人员的防护意识和应对能力。同时，建立更加完善的职业健康管理体系和报告机制，有助于提升整体医疗安全水平，保障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并为全球范围内的职业暴露防控提供有益经验。未来，需要在政策、技术和文化等多个层面持续投入，以实现更可持续的职业安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