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企业脱碳战略与碳核算标准：实施经验对标准修订的启示

《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Energy Policy》：Corporate decarbonization strategies and carbon accounting standards: implementation learnings to inform standard revisions

企业气候策略中的可再生能源PPA与供应商参与分析，PPA因会计标准明确、业务影响小、交易成本低而成效显著，而供应商参与受限于数据不匹配与高交易成本，难以有效降低范围3排放。标准修订需纳入企业实操考量，包括会计处理适配性、业务流程协同性与成本效益分析。

　　在当前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企业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GHG）排放，这一趋势在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25年，已有超过11,000家公司承诺减少其范围1、范围2和范围3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些公司通常依赖于由温室气体协议（GHG Protocol）制定的碳排放核算标准和指南，以衡量和管理其在商业运营、价值链和减排行动中的温室气体排放。然而，尽管这些标准在理论上提供了清晰的框架，企业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在如何有效实施这些标准以实现碳减排目标方面。

本文重点探讨了两种在企业中广泛应用的气候策略：可再生能源购电协议（PPAs）和供应商参与计划。这两种策略虽然都旨在推动企业实现碳中和或碳减排目标，但它们在碳排放核算标准中的适用性、企业内部的审批流程、对核心业务运营的影响以及交易成本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这些策略的深入分析，文章揭示了它们在实际应用中的优缺点，并提出了对未来碳排放标准修订的建议。

### 可再生能源购电协议（PPAs）

PPAs是一种长期的购电协议，通常持续10至15年，它允许企业以固定价格购买可再生能源项目（如风能、太阳能等）产生的电力。在PPA中，买卖双方约定一个基准价格，实际结算时根据电力市场价格与基准价格的差异进行调整。例如，如果基准价格为每兆瓦时（MWh）50美元，而电力市场价格为45美元，则企业需支付5美元作为差价；反之，若市场价格为55美元，则可再生能源供应商需支付5美元给企业。

PPAs的吸引力在于其对碳排放核算标准的明确支持。根据GHG Protocol的范围2指南，企业可以通过购买和注销可再生能源凭证（RECs）来减少其范围2的市场导向碳排放库存。RECs是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碳信用凭证，代表了每单位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环境效益。通过PPA获得的RECs可以直接用于抵消企业自身的电力消费，从而减少其报告的碳排放量。这种明确的核算方法使得PPAs成为许多企业在实施碳减排战略时的首选。

此外，PPAs的数据单位与企业碳排放核算活动的数据单位相匹配。企业通常以兆瓦时（MWh）为单位计算其范围2的碳排放，而PPA提供的RECs也以同样的单位进行计量。这种单位的一致性简化了企业的核算过程，使得PPAs在实际操作中更加高效。相比之下，新兴的范围3环境属性凭证（EACs）在设计和应用上仍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数据单位的不匹配，从而影响企业的碳减排效果。

从企业运营的角度来看，PPAs不会影响企业的核心业务利润中心或关键供应商关系。PPAs是企业与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商之间的财务协议，不需要修改现有的合同或供应商关系。这意味着PPAs的实施通常由企业的财务和法律团队负责，而这些团队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核心业务运营。因此，PPAs的实施不会与企业的其他业务优先事项产生冲突。

在交易成本方面，PPAs具有显著的优势。单个PPA可以为企业提供大量的RECs，例如一个100兆瓦的风力发电项目，其年发电量可能达到400,000兆瓦时，这足以大幅减少企业的范围2碳排放库存。由于PPA的规模较大，企业可以减少交易次数，从而降低整体的交易成本。特别是在需要高层领导批准的大型项目中，PPA的高效性尤为重要，因为项目团队通常只有有限的机会向高层领导提交大型合同。

然而，PPAs并非没有局限性。尽管它们在碳排放核算和交易成本方面表现优异，但企业在选择PPA时仍需考虑其对财务的影响。近年来，尽管可再生能源的平准化成本（LCOE）显著下降，但PPA的价格却有所上升，导致某些市场中PPA成为净成本。因此，企业在决定是否采用PPA时，需要权衡其潜在的碳减排效益与财务成本。

### 供应商参与计划

供应商参与计划是一种通过与供应商合作，推动其减少碳排放的策略。企业通常会要求其直接供应商（即第一级供应商）计算其碳排放库存，每年向企业报告这些数据，并设定供应商特定的碳减排目标。部分企业还会扩展到第二级供应商。这种策略旨在通过供应链的协同作用，减少企业整体的碳排放，尤其是范围3的碳排放。

然而，供应商参与计划在实际应用中面临诸多挑战。首先，供应商参与计划的数据输出与企业碳排放库存的数据不匹配。企业通常以采购成本或产品活动数据（如购买的产品数量）为基础计算其范围3的碳排放，而供应商的数据可能涉及其生产过程中的详细信息，如电力消耗和可再生能源采购量。这种数据的不匹配使得企业在整合供应商数据时面临复杂性和高成本。

其次，尽管GHG Protocol的范围3标准推荐了供应商参与计划，但其核算指导却存在实际操作上的困难。GHG Protocol的范围3计算指南建议企业收集产品制造过程中不同输入的使用量，并识别这些输入上游的排放因子。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些详细数据往往难以获得，或者包含竞争性商业信息。因此，企业需要依赖复杂的模型和假设来整合供应商数据，这不仅增加了核算的难度，还可能导致透明度和准确性的问题。

从企业运营的角度来看，成功的供应商参与计划通常需要供应商行业的专业知识。企业通常根据产品规格定义产品性能要求，而不是详细规定生产过程。这种专业化分工使得企业与供应商在各自的核心领域内发挥优势，但同时也意味着企业在评估供应商的碳排放数据时，需要了解其生产过程，这可能超出企业的核心业务范围。因此，只有那些在供应链垂直整合、对上游供应商业务有较大影响或在产品设计和生产过程中具有较强话语权的企业，才能有效实施供应商参与计划。

在交易成本方面，供应商参与计划的实施需要大量的接触点和协调工作。企业需要与众多第一级供应商进行沟通，建立数据管理系统，提供培训材料，并管理年度数据报告流程。这些任务通常需要专门的可持续发展团队，而这些团队的规模往往超过直接参与碳减排项目开发或碳排放报告的团队。因此，供应商参与计划的实施成本较高，且需要持续的资源投入。

### 实施考虑与标准修订

尽管PPAs在碳排放核算和交易成本方面表现优异，但企业在实施过程中仍需考虑其对财务的影响。PPA的价格上升可能导致某些市场中企业面临净成本，因此企业在选择PPA时需要进行详细的成本效益分析。此外，PPAs的实施可能需要企业具备一定的财务和法律专业知识，以确保协议的合规性和有效性。

供应商参与计划的实施则更加复杂，不仅需要企业具备供应链管理的专业知识，还需要在数据收集、整合和分析方面投入大量资源。企业通常需要开发复杂的系统来处理供应商的数据，并进行建模假设以确保核算的准确性。这些系统的开发和维护成本较高，且可能缺乏透明度，导致企业在实施过程中面临一定的风险。

在标准修订方面，GHG Protocol正在对范围2指南和范围3标准进行重大修订，以更好地反映企业实际的碳排放核算和减排实践。这一修订过程为研究人员和从业者提供了评估不同碳减排策略有效性的机会。然而，当前的文献中对这些实施考虑的讨论仍然不足，导致企业在实施碳减排策略时缺乏足够的指导。

为了提高企业自愿碳排放核算和目标设定系统的有效性，研究人员和标准制定者需要更多地关注实际的实施考虑。这包括评估不同碳核算系统的数据收集成本，分析这些系统如何与价值链中的碳减排项目相匹配，以及探讨碳核算、报告和目标设定程序的变化对企业长期碳减排项目决策的影响。只有通过深入研究这些实施考虑，才能确保新的碳排放标准能够真正激励企业投资于有效的碳减排解决方案，从而实现更大的减排效果。

总之，企业在实施碳减排策略时，需要综合考虑碳排放核算标准、内部审批流程、对核心业务的影响以及交易成本等因素。PPAs和供应商参与计划虽然都是常见的策略，但它们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和挑战各不相同。通过深入分析这些策略的优缺点，并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才能找到最适合的碳减排路径。同时，碳排放标准的修订也应充分考虑这些实施考虑，以确保标准的有效性和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