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市政工作人员中的多元文化意识形态：偏见与跨文化敏感性的作用

《Frontiers in Psychology》：Multicultural ideology among Chilean municipal workers: the role of prejudice and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市政工作人员偏见、跨文化敏感性与多元文化意识形态的关系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197名智利市政员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发现偏见显著负向预测跨文化敏感性（β=-0.610），后者正向影响对文化多样性的支持（β=0.122）和负向影响对文化同质性的支持（β=-0.283）。女性（β=-0.123）、高教育水平（β=-0.152）及更多接触移民者（β=-0.087）偏见较低。研究证实跨文化敏感性的中介效应（总效应占比62.9%-68.4%），为市政服务培训提供理论依据。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人口流动的频繁，移民问题已成为许多国家公共管理中的重要议题。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移民模式经历了显著变化，其中智利作为区域内的主要移民接收国之一，其移民数量在过去二十年间迅速增长。从2002年的1.2%上升至2022年的8.9%，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智利社会结构的演变，也对地方政府的职能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日益增长的移民人口，政府机构需要具备相应的文化适应能力，以确保移民能够顺利融入社会，获得必要的服务，并实现其在本国的生活和发展目标。这种需求促使研究者关注基层公共人员，特别是市政工作人员在处理移民事务中的角色和态度。

市政工作人员在社会服务、教育、医疗、移民接待等多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是政策执行者，也是移民与本地社会之间的重要桥梁。在日常工作中，他们与移民群体有直接的接触，这种接触既可能促进文化理解和包容，也可能因个人偏见而引发冲突。因此，研究市政工作人员的偏见、文化敏感度以及对多元文化理念的支持程度，对于理解移民融入社会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聚焦于智利市政工作人员，探讨其在面对移民群体时的态度和行为模式，并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他们对多元文化理念的接受程度。

在研究设计上，采用了定量、非实验、横断面的研究方法，通过在线问卷收集了来自智利中部五个市镇的322名市政工作人员的数据。问卷涵盖了社会人口学变量、偏见水平、文化敏感度以及对多元文化理念的支持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样本中的偏见水平处于低到中等范围，而文化敏感度则呈现出中等偏高的水平。这一发现提示，尽管市政工作人员在某些方面仍存在偏见，但他们整体上具备一定的文化适应能力，这可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改进服务和提升包容性的基础。

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偏见、文化敏感度和多元文化理念之间的复杂关系。具体而言，偏见与文化敏感度的所有维度呈负相关，而文化敏感度则与对文化多样性的支持呈正相关，与对文化同质性的支持呈负相关。这表明，市政工作人员的偏见可能阻碍他们对文化多样性的认可，进而影响其对多元文化理念的接受程度。同时，研究还发现，性别、教育水平和与移民的接触频率是影响偏见的重要因素。女性、受过更高教育以及与移民接触更频繁的工作人员表现出较低的偏见水平，这可能与社会认知的复杂性、包容态度的形成以及与不同群体的互动经验有关。

从理论层面来看，研究结果强调了文化敏感度在偏见与多元文化理念之间的中介作用。这意味着，即使个体持有一定的偏见，如果其文化敏感度较高，仍可能表现出对多元文化的支持。这一发现为理解社会包容的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提示政策制定者应重视文化敏感度的培养，将其纳入市政工作人员的培训体系中。此外，研究还指出，市政工作人员的偏见可能影响其在公共服务中的行为表现，包括对移民群体的资源分配、服务态度以及政策执行方式。因此，减少偏见、提升文化敏感度不仅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也是确保公共服务公平性和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在实践层面，研究结果对市政管理提出了具体的建议。首先，应加强市政工作人员的文化敏感度培训，以提升他们在与移民群体互动时的能力和信心。其次，应优化政策设计，确保其能够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需求，并减少因偏见导致的不平等现象。此外，研究还强调了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在偏见形成中的作用，建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考虑这些变量，以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例如，针对女性和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作人员，可以设计更具包容性的培训项目，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移民群体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的样本主要来自智利中部的五个市镇，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此外，研究主要关注态度和认知层面，而未能深入探讨行为层面的互动。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增加不同地区的市政工作人员，以更全面地反映智利社会的多样性。同时，引入更多行为变量，如实际的跨文化互动频率、对移民的刻板印象以及对文化多样性的实际体验，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市政工作人员在移民事务中的具体表现。

此外，研究还指出，使用DWLS估计器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时存在一定的方法论局限。尽管DWLS适用于处理有序数据，但在小样本或极端分类数据的情况下，其稳定性可能受到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其他更稳健的估计方法，如MLR（最大似然稳健估计），以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和适用性。同时，研究中未考虑某些重要的变量，如社会认同、群体间威胁感知以及文化认同等，这些因素可能在偏见的形成和文化敏感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更广泛的社会角度来看，市政工作人员的态度和行为不仅影响个体层面的移民体验，还可能对整个社会的融合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政府在推动多元文化政策的同时，应重视基层工作人员的能力建设和心理准备，确保他们能够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有效履行职责。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也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和和谐发展。

综上所述，本研究为理解市政工作人员在移民事务中的态度和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它揭示了偏见、文化敏感度和多元文化理念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强调了社会人口学变量在其中的作用。这些发现不仅对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政策制定和实践干预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拓展样本范围，深化变量分析，并探索更全面的模型结构，以更准确地反映市政工作人员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复杂角色。同时，应关注如何通过系统化的培训和政策支持，提升市政工作人员的文化敏感度和包容性，从而促进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和整体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