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大学生数字照片囤积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情感依恋和错失恐惧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

《Frontiers in Psychology》：Exploration of factors of digital photo hoarding behavior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al attachment and fear of missing out

本研究基于SOR理论，通过问卷调查和PLS-SEM分析，探讨大学生数字照片囤积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中介机制，发现人际影响、生活需求和技术进步具有显著正向效应，情感依恋和错失恐惧感起中介作用。

　　数字照片囤积已成为现代生活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尤其是在大学生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设备的普及，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手机、硬盘和云存储等方式保存大量照片。然而，这种行为并非单纯出于对照片的热爱，而是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情感依附、错过恐惧、人际影响、生活需求和科技进步等。本研究通过构建基于SOR（Stimulus-Organism-Response）理论的模型，对大学生数字照片囤积行为的驱动因素及其中介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并通过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PLS-SEM）验证了相关假设。研究结果揭示了数字照片囤积行为的多维影响因素，以及情感依附和错过恐惧在其中所扮演的关键中介角色。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大学生在数字环境中的行为模式，也为数字资源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全球每年拍摄的照片数量持续增长，仅在中国，大学生群体就成为数字照片囤积的重要参与者。据相关统计，到2024年，全球每天拍摄的照片将达到53亿张，而大学生群体中，约有32.71%的人存在照片囤积行为。这种行为不仅带来了信息混乱，还可能影响个人的工作效率、心理健康，甚至引发网络安全问题。因此，深入探讨大学生数字照片囤积行为的成因，对于提升他们的数字素养和优化数字资源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基于SOR理论，将外部刺激（如学习需求、生活需求、情感需求、信息过载、人际影响和科技进步）视为影响大学生数字照片囤积行为的前因变量，将情感依附和错过恐惧作为中介变量，最终将数字照片囤积行为视为个体的反应行为。这一模型有助于揭示外部环境与个体心理状态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些心理状态如何进一步影响行为表现。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294名大学生的数据，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学习需求、生活需求、情感需求、信息过载、人际影响和科技进步均对数字照片囤积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情感依附和错过恐惧在这些因素与囤积行为之间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在具体分析中，研究发现，情感依附是影响数字照片囤积行为的核心中介因素。大学生在面对各种刺激时，往往会因为对某些照片的情感联结而选择保存，而非删除。这种情感依附不仅来源于照片本身所承载的个人记忆，还可能受到社交环境、文化背景以及个人心理状态的影响。此外，错过恐惧也对数字照片囤积行为产生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在社交媒体高度普及的今天，大学生容易因为担心错过重要信息或社交互动而选择保存所有照片，即使这些照片并不经常被查看或使用。因此，这种心理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数字照片囤积的行为倾向。

研究还指出，虽然学习需求和信息过载对数字照片囤积行为没有直接显著影响，但它们可能通过影响情感依附和错过恐惧间接作用于囤积行为。例如，学习需求可能促使大学生为了备考或记录学术资料而囤积照片，而信息过载则可能导致他们因无法有效筛选信息而倾向于保存所有内容。因此，研究不仅关注了直接驱动因素，还揭示了间接影响路径，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

此外，研究强调了大学生在数字照片囤积行为中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他们往往缺乏有效的数字组织和管理能力，这使得照片囤积行为更容易发生。同时，大学生在数字环境中可能更倾向于依赖技术手段来满足情感需求和社交需求，从而导致照片存储量的持续增加。研究还指出，数字照片囤积行为不仅影响个体的数字体验，还可能对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帮助大学生建立合理的数字资源管理习惯，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从理论角度来看，本研究拓展了数字囤积行为的研究范畴，将关注点从广义的数字囤积转向了具体的数字内容类型——照片。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变为理解数字囤积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数字行为研究提供了更加精细的模型。此外，研究结合了SOR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参考。从实践角度来看，研究结果有助于指导大学生如何更有效地管理数字资源，避免因照片囤积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信息混乱、存储空间浪费以及潜在的网络安全风险。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对象局限于大学生群体，未能涵盖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如研究生、企业员工或普通消费者，这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范围，探索不同群体在数字照片囤积行为上的差异。其次，本研究主要关注了中介变量的作用，而对调节变量的探讨较为有限。例如，个体的保守性、数字素养、技术使用习惯等可能对中介机制产生调节作用，这些因素值得进一步研究。此外，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问卷调查，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观偏差。未来研究可以结合客观数据，如实际存储行为的记录、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统计等，以提高研究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大学生数字照片囤积行为的驱动因素和中介机制，揭示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复杂心理和社会因素。研究不仅为数字囤积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大学生如何合理管理数字资源提供了实践建议。未来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以更全面地理解数字照片囤积行为，并探索更有效的干预措施。这将有助于推动数字素养教育的发展，提高个体在数字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减少因数字囤积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