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的命运可塑信念与自杀念头:应对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及性别差异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Promotion》:Negotiable Fate Belief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ping Self-Efficacy and Gender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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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09月16日
来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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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自杀意念的性别差异研究:可协商命运信念通过应对自我效能感的间接影响。
在当今社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寻求就业机会。这一趋势导致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留守儿童。这些儿童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务工,主要由亲戚或朋友照看,往往面临孤独、缺乏情感支持、教育资源不足等挑战。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相较于非留守儿童更为脆弱,尤其是他们在面对生活困境时更容易产生自杀意念。因此,理解影响留守儿童心理状态的潜在保护因素,并探索其作用机制,对于制定有效的干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聚焦于两个可能的保护因素:可协商命运信念和应对自我效能感。前者是指个体在接受命运限制的同时,仍然相信通过自身努力可以改善处境;后者则指个体在面对压力时对自己应对能力的信心。研究假设这两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留守儿童的自杀风险,并进一步探讨应对自我效能感在可协商命运信念与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性别是否会对这种中介效应产生调节作用。通过构建中介模型,并采用多组分析方法,研究揭示了可协商命运信念与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同时指出性别差异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可协商命运信念与自杀意念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那些相信命运并非完全不可改变,而是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进行一定程度调整的留守儿童,其自杀意念的频率较低。此外,应对自我效能感在可协商命运信念与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可协商命运信念通过提升应对自我效能感,从而间接减少了自杀意念的发生。这一发现为理解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提供了新的视角,即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信心和积极的信念可以成为抵御负面情绪的重要心理资源。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性别在这一中介模型中发挥了调节作用。对于女性留守儿童而言,应对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更为显著,甚至达到了完全中介的程度。这说明,女性在面对生活压力时,更依赖于自身的应对能力来缓解负面情绪。而男性留守儿童虽然也受到可协商命运信念的影响,但应对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这种差异可能与社会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在传统中国农村文化中,男孩往往被期望承担家庭责任,尤其是在经济压力较大的情况下,父母可能更倾向于给予男孩更多的支持和资源。相比之下,女孩则更多地依赖于自身的力量,因此在应对压力时,她们更需要发展和增强应对自我效能感。
研究还指出,性别差异不仅体现在应对策略的选择上,还可能与社会角色的塑造有关。从社会化的角度来看,男孩通常被鼓励采取更具主动性和问题导向的应对方式,而女孩则更倾向于表达情绪和寻求社会支持。这种性别角色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个体在面对困境时的应对方式,从而导致不同性别群体在应对自我效能感上的表现存在差异。因此,在制定针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干预措施时,应充分考虑性别差异,设计更具针对性的方案。
从实践角度来看,研究结果为提升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提供了有益的指导。首先,可以通过培养可协商命运信念,帮助留守儿童建立积极的心态,从而降低其自杀风险。例如,开展成长型思维训练,鼓励学生认识到尽管生活存在诸多限制,但通过自身努力仍可以实现目标。其次,增强应对自我效能感是另一个重要的干预方向。通过提供实际的应对经验、榜样学习、积极的反馈以及情绪管理训练,可以有效提升个体的应对能力,从而减少负面情绪的发生。
此外,研究还强调了学校和家庭在促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方面的重要作用。学校可以利用现有的心理辅导资源,开展以提升可协商命运信念和应对自我效能感为目标的课程和活动。家庭则需要在可能的范围内,为留守儿童提供情感支持和适当的资源,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和积极的应对策略。同时,政策层面也应加强对农村地区心理健康服务的投入,提高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的专业素养,以便更好地识别和干预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其采用的是横断面数据,无法明确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研究或实验设计,以进一步验证可协商命运信念、应对自我效能感与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此外,研究样本仅限于中国农村地区,未来可以拓展至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留守儿童群体,以探讨不同文化环境中这些因素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同时,研究中未充分考虑其他可能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变量,如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伴支持、学业压力等。未来的研究可以引入这些变量,构建更为全面的心理健康模型,以更准确地解释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本研究为理解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通过揭示可协商命运信念和应对自我效能感在自杀意念中的作用,以及性别差异对这些作用的调节,研究为制定个性化的心理干预措施奠定了基础。同时,研究也提醒我们,在关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文化背景、社会支持以及个体心理特质等多重因素,以实现更有效的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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