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阴影下的赌博行为：情绪调节困难男性在集体创伤期间问题赌博加剧的证据

本刊推荐：为探究大规模创伤事件（如2023年10月7日恐怖袭击及“铁剑行动”战争）对问题赌博（PG）的影响，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纵向研究。结果显示，情绪调节困难（DERS）男性在战争期间PG显著增加（PGSI评分上升，bs>0.53, p<0.003），而原中高风险赌徒则呈现下降趋势。研究强调了情绪调节能力与创伤后行为适应的关键关联，为针对高危人群的心理干预提供了实证依据。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赌博始终是一种充满矛盾色彩的行为——它既是娱乐消遣的方式，也可能演变成摧毁个人与家庭的破坏性力量。问题赌博（Problem Gambling, PG）作为一种行为成瘾，不仅会导致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还会引发财务危机、人际关系破裂等连锁反应。以往研究表明，压力性生活事件（如创伤经历）与PG密切相关，而情绪调节能力（Emotion Regulation）可能是解释这种关联的关键心理机制。然而，现有研究多局限于横断面设计，难以揭示创伤事件与PG之间的动态变化规律，更缺乏对情绪调节作用的纵深探讨。

2023年10月7日爆发的恐怖袭击及随后持续数月的“铁剑行动”战争，为研究集体性创伤对PG的影响提供了独特的社会实验场景。以色列研究人员抓住这一契机，开展了一项精心设计的纵向研究，旨在揭示战争期间PG的变化模式，并深入剖析情绪调节困难（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DERS）与性别因素在其中的交互作用。这项发表于《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创伤心理学与成瘾行为研究领域的空白，更为危机干预提供了精准化的理论依据。

研究人员采用多阶段纵向调查设计，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以色列犹太裔成人网络面板（iPanel）进行数据采集。研究涵盖四个时间节点：战争前基线期（2022年4月）、战争初期（2023年12月）、战争中后期（2024年3月）和战争后期（2024年6月）。最终样本包含899名完成全部四次调查的参与者（男性445人，女性444人），平均年龄45.67±13.49岁。通过问题赌博严重指数量表（Problem Gambling Severity Index, PGSI）评估赌博行为严重程度，并使用18项版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DERS-18）测量基线期的情绪调节能力。采用混合方差分析（ANOVA）和MEMORE模型进行重复测量数据分析，重点考察时间、性别与DERS的三向交互效应。

主要结果

总体PG随时间变化趋势

研究发现PG总体水平随战争推进呈上升趋势（F=5.05, p=0.025），男性PGSI评分显著高于女性（F=18.33, p<0.001）。基线DERS评分与PGSI评分呈显著正相关（F=104.53, p<0.001），表明情绪调节困难程度越高，赌博问题越严重。

三向交互效应揭示关键模式

时间×性别×DERS的三向交互作用达到统计学显著性（F=4.02, p=0.045）。深入分析显示，战争期间PGSI评分的上升仅存在于高DERS评分男性群体（bs>0.53, ts>3.05, p<0.003），而低DERS评分男性及所有女性群体均无显著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DERS男性的PG水平在2023年12月至2024年3月期间出现显著攀升（b=0.53, t=3.63, p<0.001），而在后续时段趋于稳定。

不同风险群体的异质性反应

在非问题赌博群体（n=767）中，三向交互效应尤为显著（F=19.88, p<0.001），再次验证了高DERS男性在战争期间的脆弱性。然而，在低风险赌博群体（n=73）中，仅发现DERS主效应（p=0.051）及时间×DERS交互效应（p=0.034），表现为高DERS者在战争后期（2024年6月）PGSI评分更高。最具启示性的发现来自中高风险赌博群体（n=59）：该群体整体呈现PG下降趋势（F=13.79, p<0.001），且低DERS者的下降幅度显著大于高DERS者（bs>0.13, ts>2.74, ps<0.009）。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精细的纵向设计揭示了集体性创伤对问题赌博的差异化影响机制。研究证实，战争创伤仅对特定人群——即基线期存在情绪调节困难的男性——产生显著影响，这部分人群可能通过赌博行为逃避战争引发的负面情绪。这一发现完美契合了“赌博作为逃避型应对机制”的理论框架（Blaszczynski & Nower, 2002），并强调了情绪调节能力在应激反应中的核心作用。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原本已存在赌博问题的中高风险群体在战争期间反而呈现改善趋势。研究者提出两种解释机制：其一，战争期间的生存压力可能迫使个体将资源重新分配到更紧迫的需求上，从而减少赌博行为；其二，外部威胁的存在为负面情绪提供了合理化归因（Zanna & Cooper, 1974），降低了个体通过赌博缓解情绪的内在驱动力。这一发现挑战了“创伤必然加剧成瘾”的简单线性假设，揭示了心理应对机制的复杂性。

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为危机时期的心理干预提供了精准化方向：针对情绪调节困难的男性群体，应优先实施基于认知行为疗法（CBT）或辩证行为疗法（DBT）的情绪调节训练；而对已有赌博问题的个体，则可利用危机时期的心理重构契机强化行为改变动机。此外，研究结果对军人、退伍军人等创伤暴露高危群体的赌博预防具有直接参考价值。

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样本仅涵盖犹太裔以色列人，未包括阿拉伯裔群体（已知PG高风险人群）；中高风险赌博亚组样本量有限；缺乏实验性操纵验证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拓展至多民族样本，增加生理指标测量，并结合干预实验进一步验证情绪调节训练的实际效果。这项研究无疑为理解极端压力下的心理行为适应提供了重要启示，也为构建韧性社会提供了科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