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关闭点火开关：放弃或被吊销驾照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心理健康与幸福感影响的范畴综述

本综述系统探讨了65岁以上老年人驾驶终止对其心理健康与幸福感的深远影响。研究揭示，驾驶终止（Driving Cessation）与抑郁症状加重、焦虑上升、社会孤立及户外活动减少显著相关，且影响因性别、地域（农村vs.城市）及终止方式（自愿/非自愿）而异。综述强调，替代交通支持与社会网络是缓解负面结局的关键，呼吁制定综合干预策略以支持老年群体过渡至非驾驶状态。

　　

心理影响

驾驶终止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冲击远超单纯的出行能力丧失，它代表着自主权与控制感的根本性丧失。多项研究证实，停止驾驶与抑郁风险显著相关：Missell-Gray与Simning发现，驾驶终止后1年抑郁风险比值比（OR）达2.25（95% CI: 1.33–3.82），4年后升至3.55（95% CI: 1.72–7.29）。焦虑症状同样加剧，同期OR值分别为1.71和3.22。Windsor等研究进一步指出，驾驶终止者感知控制能力降低，而低控制感直接关联更高抑郁水平。

这种心理冲击与个体身份认同危机密切相关。Whitehead等将驾照丧失描述为“令人痛苦的事件”，它破坏日常生活独立性，引发对未来局限的深切悲伤。Pachana等发现部分老年人将驾驶终止的压力程度比拟为亲友离世，尤其在以汽车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中，驾驶能力与独立人格、社会价值深度绑定。终止方式显著调节心理后果——自愿终止者情绪适应优于被迫终止者（如因事故或吊销执照），非自愿终止常伴随羞辱感与愤怒情绪。Liddle等提出三阶段适应模型（决定前权衡期、决定执行期、终止后期），强调早期规划与心理准备可改善最终结局。

社会影响

驾驶终止触发社会参与水平的链式衰退。Qin等研究表明，终止驾驶一年内老年人社会孤立风险翻倍（OR=2.1, p<0.001），社会隔离评分显著上升（p=0.024）。Marottoli团队量化发现，即使控制社会人口学与健康变量，驾驶终止仍导致户外活动频率大幅下降（系数-1.081, SE 0.264, p<0.001）。这种孤立不仅体现于日常社交，更延伸至生产性参与（如志愿服务与就业），Curl等指出终止驾驶间接影响家庭成员的工作效率——因需分担出行协助责任。

然而，社会连接维度存在补偿机制。Challands等发现线上社交互动可显著缓解驾驶终止后的抑郁倾向，技术媒介成为物理移动受限时的替代沟通渠道。Schryer研究显示公共交通使用满意度可调节生活满意度下降，Bryanton则强调公共交通可达性是农村女性适应驾驶终止的关键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社交活动与驾驶能力存在双向作用：Mielenz等发现社交活跃度高的群体驾驶终止风险更低，表明社会参与本身可能是维持驾驶能力的保护因子。

健康与功能衰退

驾驶终止与多维健康恶化密切相关。Chihuri的荟萃分析证实，停止驾驶不仅加速抑郁症状发生，更引发整体健康水平、躯体功能与认知能力的复合型衰退。Edwards等观察到驾驶终止后躯体健康、社会功能与身体表现显著下滑（p<0.05），Hirai研究显示功能受限风险比（HR）达2.09（95% CI, 1.35–3.24），但替代交通可降低此风险（HR=0.82; 95% CI, 0.68–1.00）。

性别差异在此维度尤为突出。Yu等发现驾驶终止与死亡率的关联在男性中更强，且受躯体与认知健康中介；女性则呈现更直接关联。Edwards团队记录男性在驾驶终止后躯体功能与健康水平下降更陡峭，反映性别间驾驶模式、替代交通使用率及社会支持网络的系统性差异。衰弱（Frailty）成为关键中介变量——Mielenz等证实衰弱个体驾驶终止风险显著更高，提示早期干预躯体衰弱（如运动联合认知行为治疗与营养改善）可能延长驾驶年限并阻断健康恶化链。

农村与城乡差异

农村环境放大驾驶终止的负面效应。Johnson研究识别出农村老年人终止驾驶的多重诱因：道路不安全感、地理隔离、亲友意见及健康衰退。农村地区公共服务距离远、替代交通缺位，使移动能力丧失更具破坏性。Huisingh等证实农村居住者驾驶终止后活动范围与社区参与急剧收缩。然而，社会支持与求助意愿构成保护机制——Johnson发现农村女性虽面临“被孤立与恐惧”，但亲友支持网络对维持适应状态至关重要。

城乡对比研究揭示适应性策略差异。Siren与Haustein发现未更新驾照者休闲类移动需求更易受阻，但长期看旅行频率无显著差异，因非驾驶者逐步发展出替代交通模式。Mielenz团队记录农村居民驾驶终止后疲劳感与功能受限程度高于城市居民，凸显地域特异性干预的必要性。

干预与支持策略

分层支持体系可有效缓解驾驶终止冲击。医疗专业人员需提前启动终止对话（Liddle等），将其纳入常规老年预防保健（如慢病管理随访），采用以人为本的沟通模式并纳入家庭支持者。结构化干预项目显示明确效益：澳大利亚驾驶终止计划显著提升参与者交通与生活满意度（Gustafsson等），同伴支持小组通过“经验桥梁”作用降低心理抗拒（Liddle等）。

实践层面需多系统协作：

1. 1.

   交通政策应开发适老化移动方案，整合社区拼车、补贴服务与志愿司机计划

2. 2.

   社区组织需针对非驾驶老人设计专项活动，维持社会参与

3. 3.

   家庭干预应关注角色动态变化，提供看护者喘息服务与家庭咨询

4. 4.

   技术方案需兼顾数字接入（购票APP）与传统渠道（实体票务），避免数字鸿沟

   Di Giacomo与Mubarak均强调，混合型服务模式对技术能力有限的老年人至关重要。

最终，成功干预依赖于对驾驶终止双重属性的承认：它既是实用移动挑战，更是深刻的心理社会过渡过程。通过整合医疗支持、交通创新与社区网络，可帮助老年群体在放弃方向盘后保持生活品质与主体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