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D.C.的共和与帝国建筑模型：罗马遗产在首都规划中的矛盾性本文通过分析华盛顿D.C.早期城市规划中共和价值与帝国象征的张力，揭示了古罗马模型在塑造美国首都空间政治语义中的核心作用。研究聚焦皮埃尔·朗方（Pierre L’Enfant）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规划理念，突破传统"共和主义杰斐逊"与"专制倾向朗方"的二元叙事，论证二者实则共同借鉴罗马帝国建筑语汇，构建兼具共和表象与帝国野心的首都空间。该研究为理解政治意识形态与城市形态的互动提供了跨学科视角。

本综述深入解析华盛顿D.C.规划中罗马模型的矛盾性：既象征帝国威严又隐含共和理想。通过原始信件与规划图纸，揭示朗方与杰斐逊如何摒弃传统共和元素（如权力分立的空间表达），转而借鉴罗马帝国建筑范式（如宏伟尺度与轴线设计）。研究突破联邦主义/共和主义的传统对立框架，指出罗马模型的模糊性恰恰满足新帝国对合法性与威严的双重需求，为政治建筑符号学提供新范式。

　　

引言：民主象征与帝国美学的悖论

华盛顿D.C.作为民主政治的象征首都，其新古典主义建筑语言却直指罗马帝国时期——著名的专制时代。这种矛盾现象源于罗马模型固有的模糊性：帝国体制虽属专制，却保留共和传统元素。对于18世纪末试图建立"自由帝国"（Empire of Liberty）的美国而言，罗马同时提供帝国威严与共和暗示的双重符号价值。现存帝国时期遗迹和维特鲁威（Vitruvius）建筑理论的广泛传播，更使罗马模型具有实践可行性。

史料与阐释：专制朗方与共和杰斐逊的迷思

传统研究将朗方塑造为崇拜专制的法国艺术家，杰斐逊则被奉为共和主义旗手。但最新研究表明，这种二元对立缺乏依据。朗方计划中庞大的公共空间系统曾被解读为民主表达，而杰斐逊的种族观点近期受到批判性重审。二者实质共享同一目标：以罗马为蓝本构建帝国首都。差异仅在于灵感来源——杰斐逊直接参照罗马遗迹，朗方则通过巴黎等欧洲巴洛克城市间接吸收古典元素。

宏伟计划：尺度政治学的较量

规划委员会成员大卫·斯图尔特（David Stuart）曾批评朗方设计的总统府规模"符合专制政府特质"，但华盛顿总统未予采纳。杰斐逊虽在私人信件中赞美朴素价值观，其实际建筑实践却背离此原则：蒙蒂塞洛庄园计划包含图拉真式纪念柱，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设计参考罗马帝国时期神庙（如尼姆的方形神庙Maison Carrée）。其理论性网格规划与朗方放射状轴线的尺度差异，反映的是土地 acquisition 策略不同，而非意识形态对立。

缺席的司法：权力空间分配的隐喻

最高法院在早期规划中的边缘位置耐人寻味。杰斐逊在《居住法实施纪要》（Proceedings to Residence Act）中列举国会大厦、总统府、市场、医院等设施，却未提及司法机构专属空间。朗方计划虽标注"法院"位置（可能位于国家广场东北侧或E街），但执行时被国会搁置。这种空间安排与杰斐逊早年设计的弗吉尼亚首府形成对比——后者明确划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空间。这种演变显示共和主义空间理念让位于实践需求。

罗马原型：帝国美学的胜利

杰斐逊明确偏好帝国时期建筑：推崇戴克里先时期柱廊作为国会大厦原型，建议使用罗马砖（Roman brick）——这种材料在公元一世纪后才广泛使用。其建筑导师帕拉第奥（Palladio）的论述更揭示关键理念：城市中心广场的宏伟尺度适用于君主制与共和制双重视觉语法。罗马论坛（Forum Romanum）的空间混合传统——立法、行政、司法活动共存于同一区域——为国家广场的功能整合提供历史先例。

构建共和帝国：意识形态的空间转译

"帝国"（Empire）概念在规划文献中直接出现：朗方1789年致华盛顿信中将美国称为"帝国"，杰斐逊更提出"自由帝国"构想。罗马模型的优势在于其多义性——既能满足联邦主义者对国家威严的想象，又通过州名命名街道（如宾夕法尼亚大道）保留共和元素。这种模糊性在20世纪初的麦克米兰计划（McMillan Plan）和城市美化运动（City Beautiful Movement）中被充分发挥，将白色纪念性建筑与公民参与理念结合，最终完成古典形式与民主语义的嫁接。

结论：模糊性的力量

华盛顿D.C.的规划史证明，建筑符号的意识形态并非固定不变。罗马帝国模型之所以被新兴共和国采纳，既因缺乏共和城市范本，更因其模糊性允许不同政治解读。杰斐逊从早期共和理想主义到后期帝国美学偏好的转变，朗方巴洛克规划中隐含的罗马基因，共同塑造了这种矛盾性。最终，通过后世不断重新诠释，帝国建筑语汇被成功转化为民主象征，实现政治语义的空间转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