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呆症不同阶段的自付费用支出特征及其财务风险分析

本文基于2018年健康与退休研究（HRS）数据，系统分析了不同痴呆阶段老年患者的自付医疗费用（OOP）及其导致的灾难性卫生支出（CHE）与致贫性卫生支出（IHE）。研究发现，重度痴呆患者OOP中位数显著升高，21%面临CHE，12%因医疗支出陷入贫困。护理需求、健康状态及护理院居住等因素与财务风险显著相关，研究为制定针对性医疗保障政策提供了关键依据。

　　

背景

痴呆症老年患者的自付医疗费用（Out-of-Pocket, OOP）比非痴呆患者高出约80%，其中长期护理支出占主要部分。终身OOP费用预计超过22.5万美元，消耗家庭晚年财富的近三分之一。尽管已有大量研究关注痴呆症的直接与间接成本，关于其导致的家庭财务风险——如灾难性卫生支出（Catastrophic Health Expenditure, CHE）和致贫性卫生支出（Impoverishing Health Expenditure, IHE）——的研究仍较为缺乏。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固定时间段内的费用加总，而疾病进展中护理需求与费用的动态变化尚未得到充分探讨。

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数据来源于2018年健康与退休研究（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HRS），覆盖65岁及以上、经Langa-Weir认知功能分类确认为轻度认知障碍（CIND）或痴呆的受访者。根据跨工具换算的认知评分（TICS与MMSE对应），将患者分为四个严重程度阶段：轻度认知障碍无痴呆、轻度痴呆、中度痴呆和重度痴呆。对于无法直接评估的个体，采用代理评分系统（基于记忆、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IADL及访员评估）进行分类。

研究评估了四项财务风险指标：年OOP支出、CHE（定义为OOP支出超过家庭可支配收入40%）、IHE（支付医疗费用后家庭收入低于贫困线）以及接受亲属经济援助的情况（探索性指标）。统计分析包括分阶段描述性统计、逻辑回归分析风险因素，并使用了多重插补处理缺失数据。所有分析均采用HRS抽样权重以确保全国代表性。

结果

研究共纳入2939名受访者，加权后代表980万老年人。随着痴呆严重程度增加，患者年龄、女性比例、ADL/IADL需求、护理院居住率及Medicaid覆盖率均显著上升。

OOP支出分阶段特征

重度痴呆患者中位OOP支出为2853美元，是轻度认知障碍无痴呆组（1068美元）的两倍以上。护理院支出随疾病进展显著增加，重度痴呆组中有30.9%有相关支出，中位金额为4118美元；而中度痴呆组护理院支出中位数高达40,165美元，可能反映其“支出下降（Spending Down）”以获取Medicaid资格的过程。

CHE与IHE的患病率

CHE与IHE的患病率随痴呆阶段上升而显著增加。重度痴呆组中，21%面临CHE，12%因医疗支出陷入贫困。而在轻度认知障碍无痴呆组中，这一比例分别为7%与3%。CHE的“灾难性差距”（即超出阈值的金额中位数）在重度痴呆阶段达到6494美元。

经济援助与风险因素

19%的重度痴呆患者接受亲属经济援助（其他组约为10%）。逻辑回归显示，除疾病严重程度外，高龄、女性、ADL/IADL依赖、主观健康状态差、合并症数量多、护理院居住与Medicaid覆盖等因素均显著增加CHE与IHE的风险。相反，已婚状态、高等教育、家庭人口数多及财务资产较高则为保护因素。多变量调整后，重度痴呆导致CHE和IHE的风险仍增加约四倍。

讨论

本研究首次系统揭示痴呆不同阶段的财务风险差异，突出晚期患者面临的经济脆弱性。护理院居住、健康状态不佳与疾病进展共同推动OOP上升，导致更高比率的CHE与IHE。值得注意的是，中度痴呆患者护理院OOP支出高于重度患者，可能反映其正处于“支出下降”阶段以获取Medicaid资格，但也需结合多年数据进一步验证。

结果强调现行医疗保障体系（如Medicaid）在缓解痴呆家庭经济压力中的局限性，也指出需开发更具阶段针对性的财务保护政策。此外，CHE与IHE作为评估卫生系统公平性与家庭经济风险的关键指标，应纳入痴呆干预措施的经济学评价中，以全面捕捉延缓疾病进展带来的经济效益。

局限与未来方向

研究依赖算法分类与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疾病误分类；OOP年度化处理或低估实际财务风险；IHE分析未涵盖基线已贫困群体。未来需开展纵向研究捕捉财务风险的动态演变，并结合质性方法深入理解家庭应对策略。此外，需探讨是否应为机构照护与社区照护人群设定不同的CHE阈值。

结论

痴呆晚期患者面临显著的经济负担，其自付医疗费用、灾难性支出与致贫风险均显著升高。政策制定需关注疾病进展中的护理需求与经济脆弱性，设计更具针对性的风险保护机制，以减轻患者及其家庭的经济压力，同时为相关干预措施提供更全面的经济学评估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