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社会信息敏感性背后的内部不确定性机制：基于贝叶斯更新的风险决策发展研究

本研究针对青春期社会信息敏感性增强现象，通过风险决策实验结合计算建模，揭示了内部不确定性（internal uncertainty）随年龄线性下降的关键作用。研究人员采用贝叶斯更新模型（Bayesian updating）分析166名10-26岁参与者行为数据，发现青少年更高的社会影响易感性源于其对选择效用评估的内部不确定性，而非单纯的社会动机或奖赏敏感性差异。该研究为理解青春期风险决策的认知机制提供了新视角，对青少年行为干预具有重要启示。

　　

青春期常被视为易受社会影响的特殊阶段，传统解释多聚焦于青少年增强的奖赏处理能力或归属需求等社会动机。然而，这种敏感性是否与青春期特有的不确定性体验相关，尚缺乏系统研究。Simon Ciranka和Wouter van den Bos团队在《Communications Psychology》发表的研究，通过精巧的行为实验与计算建模，揭示了内部不确定性（internal uncertainty）在社会信息使用中的核心作用，为理解青春期决策机制提供了新范式。

研究采用风险决策实验框架，招募166名10-26岁德国参与者完成144轮彩票选择任务。实验设计巧妙操纵外部不确定性（external uncertainty）水平：低不确定性条件下参与者直接获知概率信息（决策描述），高不确定性条件下需通过经验积累推断概率（决策经验）。半数试验中提供社会信息（实际来自前期实验记录的他人选择），通过对比有无社会信息时的决策差异量化社会影响易感性。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基于jsPsych构建的行为实验平台；2）贝叶斯分层建模（Stan实现）分析决策模式；3）近似留一交叉验证（LOOIC）比较模型效能；4）结合工作记忆（digit-span test）和流体智力（CFT-20R）测试控制认知混淆因素。

行为结果验证基础效应

数据显示预期价值（expected value）显著促进风险选择（OR=61.17, BF₁₀>100），而高外部不确定性普遍抑制风险偏好（OR=0.87）。年龄呈现线性负相关（OR=0.59），未发现青春期特有的风险决策峰值（二次项OR=0.94, BF₁₀=0.60），反驳了青少年固有风险偏好假设。

社会信息类型的作用分化

安全社会信息（safe social information）的影响呈现显著年龄交互效应：线性（b_age=0.35, BF₁₀=11.90）与二次项（b_age2=0.35, BF₁₀=18.00）共同表明，年轻参与者更易遵从安全建议，且该效应随年龄增长先降后稳。风险社会信息（risky social information）的影响无年龄差异（b_risky×age=-0.01, BF₁₀=0.32），显示社会信息类型具有不对称性。

不确定性增强社会敏感性

高外部不确定性环境下，安全社会信息的说服力显著提升（b_{safe×uncertainty}=-0.26, BF₁₀=15.46），支持不确定性放大社会影响的普遍规律。但风险社会信息受不确定性调节作用不显著（b_{risky×uncertainty}=0.03, BF₁₀=0.30）。

计算模型揭示认知机制

通过贝叶斯更新模型量化内部不确定性参数κ（kappa）发现：1）κ随年龄线性增长（b_age=0.12, BF₁₀>100），表明青少年内部不确定性更高；2）高外部不确定性条件下κ值降低（b_experience=-0.11, BF₁₀>100），证实环境不确定性内化为认知不确定性；3）社会敏感性参数ψ（psi）对安全/风险建议存在分离响应，且均随年龄下降（ψ_safe: b_age=-0.15; ψ_risky: b_age=-0.11）。

模型比较显示，包含内部不确定性更新的全模型预测效能最优（LOOIC差异>200），证实贝叶斯学习机制对青春期社会影响易感性的解释力。

研究结论指出，青春期社会影响易感性的发展变化主要由内部不确定性驱动：青少年因经验缺乏与反馈处理差异，对选择效用的评估更具不确定性，从而更依赖社会信息更新信念。该发现超越了传统奖赏驱动或社会动机理论，强调认知不确定性在行为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讨论部分进一步阐释其现实意义：首先，教育干预需关注青少年特定领域的不确定性（如社交认可获取方式），通过提供可预测的反馈机制降低不确定性；其次，社会信息类型的不对称效应提示，安全导向建议对青少年更具引导潜力；最后，研究方法为跨领域社会影响研究提供可推广的建模框架（如信任形成、亲社会行为）。

研究局限包括未操纵建议者身份特征，且依赖实验室环境。未来需结合真实世界不确定性评估（如个体风险经历记录），并探索不同社会来源（同伴/成人）影响的领域特异性。该工作为理解青春期决策发育提供了认知计算层面的新证据，标志着发展心理学研究向机制化、定量化方向的重要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