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风险认知与指南相关性研究：基于瑞典与英国饮酒者的质性分析

本研究针对欧洲高酒精消费背景下公众对饮酒指南认知不足的问题，通过质性分析方法探讨了瑞典和英国308名饮酒者对风险饮酒的个性化定义及指南相关性的认知。研究发现，个体主要依赖经验性和情感性判断形成风险认知，并对官方指南普遍表现出怀疑与否认态度，仅少数人认可其指导价值。研究揭示了现行量化指南与个体认知之间的鸿沟，为改进公共卫生沟通策略提供了关键依据。

　　

在欧洲，酒精消费量高居全球大陆之首，其中瑞典和英国约有80%的成年人饮酒，20-35%的人群经常进行重度间歇性饮酒（Heavy Episodic Drinking, HED），即单次摄入60克以上纯酒精。这种饮酒方式显著增加了慢性与急性健康风险，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肝病以及意外伤害。尽管两国卫生部门基于人群风险模型制定了饮酒指南（瑞典：每周＜10标准杯，单次≤4杯；英国：每周＜14单位），但仍有24%的英国成年人和40%的瑞典成年人经常超量饮酒。这一矛盾现象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个体明知指南存在却仍持续高风险饮酒？其背后的认知机制与指南解读方式成为本研究的核心关切。

为深入探究该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嵌入框架分析的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研究，比较瑞典和英国饮酒者对风险饮酒的认知及对指南的个人相关性评价。论文发表于《BMC Public Health》，旨在通过跨文化视角揭示个体风险判断的心理过程，为提升指南实效性和干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主要采用开放式问卷调查与质性编码技术。通过在线广告招募符合HED标准的308名参与者（瑞典228人，英国80人），收集其对“风险饮酒的个人定义”及“指南相关性”的文本回答。数据分析遵循Braun和Clarke主题分析六步法，包括数据熟悉、迭代编码、主题生成与跨样本比较，并由多位研究者共同审核以确保信度。

Perceptions of risky drinking

研究发现风险饮酒认知具有多维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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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率与饮量（Frequency and quantity）：参与者普遍将每日饮酒或特定饮品（如烈酒）的高量摄入视为风险标志，其判断基于经验性担忧（如发展为酒精使用障碍AUDs）而非官方标准。例如英国参与者指出“两天内喝1升伏特加”代表高风险，而两国参与者自设的周单位阈值（如20单位）均高于国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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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控感（Losing control）：无法控制饮酒量或行为是核心风险指标。参与者通过模式识别（如“无法只喝一杯”）和后果预期（如断片、记忆空白）形成经验性判断，瑞典样本还强调酒精对判断力的近视效应导致行为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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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酒目的（Purpose）：非社交性饮酒（如独自饮酒、缓解情绪或疼痛）被视作风险信号。参与者通过情感性判断与反射性模式识别（如“需借酒入睡”）将饮酒与负面循环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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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后果（Situational consequences）：风险认知延伸至社会角色与安全影响（如工作受损、人际冲突或酒驾）。体验性学习与情感反应（如愧疚感）强化了风险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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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性思维（Intrusive thoughts）（仅瑞典样本）：酒精相关思维占据日常认知（如“始终想着下次饮酒”）被视为风险特征，反映了成瘾认知模型中的渴求与抑制控制受损。

Personal relevance of risky drinking guidelines

指南解读存在显著认知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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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疑主义（Scepticism）：参与者通过经验性判断（如主观酒耐受度、同伴比较）质疑指南严格性，认为其脱离实际生活（如“派对喝4杯太少了”）。瑞典样本还提出文化相对主义（如对比南欧饮酒习惯），凸显指南与个体体验的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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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认与主观性（Denial and subjectivity）：超量饮酒者普遍否认个人风险（如“喝多但可控”），通过认知失调合理化行为。少数英国参与者虽进行逻辑评估，但仍以主观减酒经历而非指南标准判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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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心理（Ambivalence）：部分承认风险者表达改变意愿与实施困难（如“想减但难执行”），反映指南可激发意识但不足以驱动行为改变。瑞典样本指出决策受损（如“一杯后就想续杯”）和社交情境是矛盾根源。

研究结论强调，个体主要依赖经验性与情感性判断（如模式识别、情感反应）形成风险认知，而非遵循指南的量化标准。指南被普遍解读为不切实际或无关个人，仅少数人内化其风险信息。两国认知总体相似，但英国更关注烈酒饮量（反映文化差异），瑞典则独特强调认知过程入侵（可能与样本量较大有关）。

讨论指出，现行指南忽视饮酒动机与情境等主观维度，难以有效引导行为改变。建议借鉴加拿大“风险连续体”模式，将流行病学风险与个人认知整合，并通过医疗从业者与公众共识优化沟通策略。研究局限性包括文本数据简短和样本集中于中年反思人群，未来需扩展至无改变意愿群体。

该研究为酒精政策从“一刀切”指南转向情境化沟通提供了关键证据，凸显了理解个体认知机制对促进公共卫生行为变革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