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与家庭压力源对低风险饮酒者向有害饮酒转变的影响：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与性别差异

本研究针对工作与家庭压力源如何促使低风险饮酒者发展为有害饮酒（Hazardous Alcohol Use）的问题，通过一项基于瑞典人群的队列研究，发现家庭相关压力显著增加有害饮酒风险（OR=1.48，95%CI：1.05–2.08），尤其在女性和低社会支持（AVAT）人群中更明显。调整既往压力暴露后关联减弱，支持“非稳态负荷理论”。研究强调针对家庭压力高危人群开展社会支持干预的必要性，对早期预防酒精使用障碍（AUD）具有重要公共卫生意义。

　　

在现代社会中，酒精使用已成为许多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过度饮酒带来的健康问题和社会负担也日益凸显。据统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约有3.7%至10%的人口存在酒精依赖，而用于应对酒精相关危害的医疗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2.4%。尽管大多数饮酒者并未达到酒精使用障碍（Alcohol Use Disorder, AUD）的临床诊断标准，他们中仍有很多人处于“有害饮酒”（Hazardous Alcohol Use）的状态——即饮酒量或模式已显著提升健康风险，但尚未形成依赖。在这一背景下，了解哪些因素会促使低风险饮酒者发展为有害饮酒者，成为预防AUD的关键。

长期以来，心理压力被视为诱发问题性饮酒的重要因素。根据“非稳态负荷理论”（Allostatic Load Theory），长期或反复的压力需要个体不断调整自身状态，长期下来可能超出个体的应对能力，进而引发疾病或促使人们采取不良的应对策略——例如饮酒。工作与家庭作为成年人最主要的压力来源，已有研究表明它们与饮酒行为密切相关，但大多数研究仍存在局限：多为横断面设计、仅关注某一种压力源、或未控制基线的饮酒史。因此，一项深入探讨多种压力源如何影响低风险饮酒者向有害饮酒转变的纵向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在此背景下，来自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旨在系统评估工作相关压力（以“工作压力（Job Strain）”为核心）和家庭相关压力（如亲密关系冲突、亲属死亡等）对有害饮酒发生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性别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该研究近期发表于《Alcohol and Alcoholism》，为压力与饮酒行为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

研究人员利用斯德哥尔摩公共健康队列（PART研究）的数据，选取基线时年龄在25–55岁、在职且无有害饮酒史的4046名参与者作为研究对象。压力暴露数据来源于2001–2003年的问卷调查，其中工作压力采用Karasek-Theorell工作需求-控制模型进行评估，定义为“高需求+低控制”；家庭相关压力则依据生活事件量表，将过去一年内至少发生一件家庭相关负性生活事件（如伴侣严重冲突、子女死亡、流产等）定义为暴露。结局指标为2010年通过酒精使用障碍识别测试（Alcohol Use Disorder Identification Test, AUDIT）评估的有害饮酒，男性AUDIT得分≥8、女性≥7即判定为有害饮酒。此外，社会支持通过AVSI（社会整合可利用性）和AVAT（社会依附可利用性）量表进行量化，并按中位数分为高/低两组。

为控制流失偏倚，研究采用逆概率删失加权（IPCW）方法，并通过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计算粗比值比（OR）和调整后比值比（AOR），逐步调整社会人口学变量、健康相关变量、既往压力暴露史和社会支持。分层分析和交互项检验用于考察性别与社会支持的效应修饰作用。

主要分析结果显示，在2323名完成随访的参与者中，共155人发展为有害饮酒者。未经调整的分析中，工作压力（Job Strain）与有害饮酒的关联较弱（OR=1.28，95%CI：0.88–1.88），而家庭相关压力则显著提升有害饮酒风险（OR=1.48，95%CI：1.05–2.08）。进一步调整社会人口学变量后，上述关联变化不大；但当引入健康变量和既往压力暴露史后，工作压力的关联完全减弱（AOR=1.00，95%CI：0.57–1.73），家庭相关压力的效应也大幅降低（AOR=1.11，95%CI：0.59–2.11），提示压力史是解释当前压力与饮酒行为关联的重要因素。

就性别分层而言，家庭相关压力对女性的风险高于男性（女性OR=1.66，95%CI：1.02–2.71；男性OR=1.39，95%CI：0.86–2.26），但置信区间重叠较大，交互作用未达显著水平（P=0.582）。在社会支持方面，低AVAT（ qualitative社会支持）者中，家庭压力与有害饮酒的关联更强（OR=2.06，95%CI：1.17–3.62），而低AVSI（quantitative社会支持）未显示明显效应。多变量调整后，这些差异均不再显著。

次要分析中，使用医疗注册系统中AUD诊断作为结局时，家庭相关压力仍显示较强关联（HR=2.88，95%CI：1.14–7.23），而工作压力关联较弱。同时暴露于工作和家庭压力者，其有害饮酒风险高于单一暴露组（OR=1.89，95%CI：1.12–3.21），但调整后同样减弱。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表明，家庭相关压力是低风险饮酒者发展为有害饮酒的重要推动因素，尤其对女性和社会支持质量较低的个体影响更为明显。而工作压力的影响较弱，且很大程度上可由压力暴露史解释。这一发现支持了非稳态负荷理论中关于慢性压力累积效应的假设，同时强调了在预防有害饮酒和AUD时，应特别关注正在经历家庭压力事件的人群，并通过增强社会支持网络（尤其是情感支持质量）实施早期干预。该研究为制定针对性公共卫生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未来需进一步探索压力与饮酒行为之间的机制及文化社会因素在其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