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护人员在2019全球呼吸道大流行前、中、后时期的心理健康轨迹：基于人口的社会人口学差异研究

本刊推荐：为应对COVID-19大流行对医护人员（HCWs）心理健康造成的长期影响尚未明确的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基于美国全国健康访谈调查（NHIS）的大样本研究，分析了2019–2023年间超14万成年人的数据。研究发现，直接医护工作者在大流行期间焦虑/抑郁（Anxiety/Depression）风险显著升高，且本土出生、非西班牙裔白人和性少数群体（Sexual Minority）风险尤为突出。该研究强调了针对特定人群制定长期心理健康干预策略的紧迫性，对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政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019年全球呼吸道大流行对全球医疗系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尤其是医护人员（Healthcare Workers, HCWs）承受了巨大的身心压力。大量研究证实，疫情期间医护人员面临工作超负荷、防护设备短缺、职业暴露风险以及道德困境等多重挑战，导致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显著增加。然而，大多数研究聚焦于大流行初期的即时影响，关于不同社会人口学背景的医护人员在大流行前、中、后三个时期的心理健康轨迹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是否持续存在，仍缺乏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的系统评估。

为此，由Saanie Sulley、David Adzrago、Cameron K. Ormiston和Faustine Williams组成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大规模人口学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该研究近期发表于《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系统分析了美国医护人员在不同大流行阶段的心理健康差异，并重点考察了种族/民族、出生地、性取向等社会人口学因素的调节作用。

研究团队整合了2019年至2023年美国全国健康访谈调查（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vey, NHIS）的数据，样本量涵盖141,697名成年人，其中包括直接患者医护人员（如医生、护士、急救人员）和非直接医护人员（如行政人员、IT支持等）。研究采用华盛顿团体功能扩展集（Washington Group on Disability Statistics Extended Set on Functioning）评估焦虑和抑郁症状，将每月至少出现一次相关症状定义为存在焦虑/抑郁问题。通过加权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团队分析了不同人群在大流行前（2019年至2020年第一季度）、大流行期间（2020年第二季度至2023年第二季度）和大流行后（2023年第三至第四季度）的心理健康差异。

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基于NHIS公开数据，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使用复杂抽样加权和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焦虑和抑郁症状通过自评问卷量化，核心变量包括医护人员类型、种族/民族、出生地（美国本土与外国出生）、性取向等。统计分析使用Stata 18.0完成，并遵循STROBE报告规范。

研究结果

样本特征与焦虑/抑郁患病率

在大流行前、中、后三个阶段，样本的社会人口学分布基本一致。大多数受访者为非直接医护人员、非西班牙裔白人、女性、异性恋者和美国本土出生者。焦虑/抑郁的总体患病率在大流行期间（42.17%）和大流行后（43.64%）显著高于大流行前（38.37%）。其中，直接医护人员、性少数群体（尤其是双性恋者）以及美国本土出生者的患病率始终较高。

医护人员类型与心理健康风险

多变量分析显示，直接医护人员在大流行期间出现焦虑/抑郁的风险显著高于非直接医护人员（调整后比值比AOR=1.07）。然而，在大流行前和大流行后，两组之间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大流行带来的工作压力和心理负担对直接接触患者的医护人员产生了特异性影响。

社会人口学因素的差异与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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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族/民族：非西班牙裔黑人、西班牙裔和亚裔人群的焦虑/抑郁风险始终低于非西班牙裔白人（例如大流行期间西班牙裔AOR=0.62）。这一发现与部分既往研究不同，提示种族/民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可能受文化韧性、社会支持等因素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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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地：外国出生的医护人员焦虑/抑郁风险显著低于美国本土出生者（大流行期间AOR=0.76）。出生地是唯一显著调节医护人员类型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因素：在大流行期间，美国本土出生的直接医护人员风险最高，而外国出生的直接医护人员风险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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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取向：性少数群体，尤其是双性恋者，在整个研究期间均表现出最高的焦虑/抑郁风险（大流行期间AOR=4.44）。这表明性少数身份相关的社会压力和歧视可能加剧了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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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因素：非公民、年轻人群、女性和低收入者的心理健康风险也较高。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首次基于美国全国代表性样本，系统描绘了医护人员在大流行前、中、后三个时期的心理健康轨迹。结果显示，直接医护人员在大流行期间面临显著的心理健康风险，但这一风险并未持续至大流行后时期。然而，美国本土出生者、非西班牙裔白人和性少数群体的高风险状态在整个研究期间持续存在，提示这些人群需要长期、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支持。

外国出生医护人员较低的心理健康风险可能反映了“健康移民效应”（Healthy Immigrant Paradox），即移民群体往往具有更好的健康状态和心理韧性。此外，文化背景、社会支持网络和对压力的应对方式可能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自报数据可能存在偏倚，以及直接医护人员群体的异质性未充分细化。未来研究应结合纵向设计和临床评估，进一步验证这些发现。

总之，该研究强调了社会人口学因素在形成心理健康差异中的关键作用，为制定针对特定人群的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后疫情时代，支持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的政策需考虑种族、出生地、性取向等多元维度，以实现更公平、有效的健康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