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框架干预对居民安装防鸟撞窗户意愿的影响：基于信息框架理论的防鸟撞沟通策略研究

本研究针对北美地区因鸟窗碰撞导致的严重鸟类死亡问题，创新性地采用信息框架理论对比了知识缺失模型与四种信息框架（效能框架、情感框架、道德框架、规范框架）对居民采用防鸟撞窗户意愿的影响。通过对鸟类爱好者(n=2854)和普通公众(n=2054)的大样本调查，发现效能框架对鸟类爱好者最有效，情感框架对普通公众最有效。研究还揭示了野生动物价值取向(WVO)、观鸟中心性、碰撞经历等因素对行为意愿的显著影响，为基于证据的鸟类保护沟通策略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北美鸟类种群在过去50年间减少了近30%，其中鸟窗碰撞(bird-window collisions)是导致鸟类死亡的主要人为因素之一，每年在美国和加拿大造成超过10亿只鸟类死亡。尽管已经开发出多种防鸟撞装置，从贴纸、贴花、薄膜到专门设计的防鸟撞玻璃，但居民住宅的防鸟撞措施采纳率仍然较低。传统的保护沟通方式主要依赖科学知识的传播，即知识缺失模型(knowledge deficit model)，但这种方法在促进行为改变方面往往效果有限。

为应对这一挑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创新性研究，通过实验性调查设计比较不同信息框架对居民采纳防鸟撞窗户意愿的影响。研究招募了鸟类爱好者(通过Merlin Bird ID应用)和普通公众(通过Verasight调查面板)两个样本群体，分别包含2854名和2054名美国和加拿大居民。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五个实验条件之一：控制组(知识缺失模型)和四个信息框架组(效能框架、情感框架、道德框架、规范框架)。

研究采用多种测量工具评估参与者的行为意愿，包括采纳防鸟撞窗户的个人意愿、使用特定类型防鸟撞装置的意愿，以及鼓励他人采取防鸟撞措施的社会扩散意愿。同时测量了多个认知和情境因素，包括先前对鸟窗碰撞的认知和经验、对鸟类的一般态度、观鸟中心性(centrality of birding)、野生动物价值取向(wildlife value orientations, WVO)以及社会人口特征。

主要技术方法包括：1)通过在线调查平台Qualtrics进行大规模数据收集；2)采用随机分配实验设计测试五种信息框架效果；3)使用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解释行为意愿的方差；4)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比较不同类型防鸟撞装置的采纳意愿；5)使用野生动物价值取向量表测量核心野生动物信念。

3.1. 个人行为意愿

研究发现，在鸟类爱好者样本中，效能框架信息最能提高采纳防鸟撞窗户的意愿，而规范框架信息则产生负面影响。对防鸟撞措施影响程度的认知、观察到的碰撞次数、对鸟类的积极情感、观鸟中心性和相互主义WVO(mutualist WVO)都与更高的采纳意愿正相关。在普通公众样本中，情感框架信息最有效，而居住在美国、支配主义WVO(domination WVO)、年龄较大和男性身份与较低的采纳意愿相关。

关于防鸟撞装置类型的偏好，两个样本组的参与者都最可能使用贴纸、贴花或薄膜，最不可能更换为酸蚀或磨砂玻璃窗。安装外部纱窗和悬挂垂直绳、线或缎带的意愿相当。

3.2. 社会行为意愿

研究发现，信息框架实验对参与者的社会扩散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但其他因素如对鸟窗碰撞威胁的认知、对解决方案影响的感知、观鸟中心性、相互主义WVO和教育程度与社会鼓励意愿正相关。支配主义WVO、年龄和居住在农村地区则与社会鼓励意愿负相关。

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效能的信息框架对鸟类爱好者最有效，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更关注解决方案的有效性。而情感框架对普通公众更有效，可能是因为负面情绪信息在配解决方案内容时能够产生积极效果。规范框架的负面效果可能是由于产生了责任扩散效应(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或挤出了内在动机。

研究发现，先前的信念和经验持续影响行为意愿，这表明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可能在鸟窗碰撞认知中发挥作用。观察到更多碰撞的参与者报告了更高的行为意愿，这支持了问题显着性(issue salience)理论，但也提出了挑战，因为许多碰撞可能未被检测到。

野生动物价值取向显著影响行为意愿，相互主义WVO与正面意愿相关，而支配主义WVO与负面意愿相关。这为针对不同价值观群体定制信息提供了依据。

跨国比较发现，美国居民比加拿大居民更不愿意采取个人行动，这表明文化因素可能影响保护行为意愿。

这项研究为减少鸟窗碰撞导致的鸟类死亡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展示了信息框架理论在保护沟通中的应用价值。研究结果强调需要超越传统的知识缺失模型，采用基于证据的信息框架来促进保护行为。同时，研究突出了考虑受众特征、预先存在的信念和文化背景的重要性，为开发更有效的鸟类保护沟通策略提供了实践指导。

研究还强调了将社会科学更充分地整合到鸟类学研究和野生动物保护中的必要性。只有通过持续的跨学科合作，才能开始扭转当前鸟类和其他生物多样性下降的趋势。未来的研究应该继续探索不同信息框架在其他保护背景下的效果，以及如何最好地促进保护行为的社会扩散。